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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到美国:卡玛专访(2) - 2003-10-21


1971 年以前卡玛和她母亲一直生活在中国,而她父亲William . Hinton(威廉.韩丁)则在1953年回了国。卡玛说:“1953年的时候我父亲回美国了,回到美国以后,他受到麦卡锡的迫害。当时美国的任何一种左倾的或者自由派的,与当时最主流的冷战态度不太一样的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各方面都受到影响。所以我爸爸当时在美国上了麦卡锡这个非美活动委员会的黑名单,而且他被传讯听证,他当时从中国带回美国的所有的笔记材料全都被政府给没收了。”

卡玛父亲的护照也被吊销了,自1953年开始,15年之内他不能离开美国。卡玛说:“所以这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在中国呢,我的同学们被他们的父母告之说我们家有问题,不要理我,甚至还有人说我是特嫌,而那时我才16岁。那时候只要你沾点西方的边儿、外国的边儿、台湾的边儿,那你都是特务嫌疑。但是在美国这边呢,我爸爸又因为是左倾,而受到迫害,所以我们是两头不是人,在共产党的国家你是美国特务,在美国你又是共产党的特务,所以这两边也挺有意思,两边不是人。”

就在卡玛和她的家庭日益感到压力的时候,卡玛说:“忽然有一天,一个电话打到我们家,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办公室,说中美关系要解冻,说要把我爸爸从美国请到中国,要开始有新的和美国的接近。一下子全变了,我忽然从特嫌变成了外交部的座上客。忽然变成对我们特友好了。”

卡玛说:“这样,我父亲在1971年春天被请到中国,我爸爸从1953年离开中国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我是18年以后第一次见到父亲,那是1971年春天的时候。”

*卡玛父亲韩丁写>出名*

卡玛告诉本台特意记者说,1947年,她父亲是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去的中国,当时国共双方打内战都占着地盘,而联合国救济的是双方,他父亲被分到北方,在共产党所谓解放区的地盘上。卡玛说:“等联合国救济的事儿完了以后,他对那地方的政策、社会情况都特别有兴趣,就留下来,自己找了一个教英文的职业,后来他所在的北方大学学生都被编入土改工作队。那时,实际上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但是有很多偏差,这等于是克服土改中过激过火行为的那么一个工作队。他的学生都走了,因为他是外国人又是不可以参与的。当时他要求,可不可以作为观察员去观察这个过程,后来得到允许,他就以观察员的身份在山西晋东南长治市附近一个叫张庄的地方,在那儿呆了六个月,做了很多笔记,他对那个村庄一直很有兴趣,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叙述当时中国北方一个农村的农民土地改革翻身的故事。他当时是赞同土地改革的,但也没有回避土地改革中各种恶劣的、干部滥用权力的问题和极端暴力的问题。”

至今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在那一时期,外国人写中国,有两本书很有名,一本是斯诺的>,另一本就是韩丁的>。

卡玛说,由于这段经历,所以她父亲对张庄后来的发展,对这村子里他认识的一些人很感兴趣,所以她父亲1971年一到中国就跟周恩来要求到张庄考察,去采访那些老乡。卡玛说:“当时张庄这个地方整个一片武斗,搞得是乱七八糟。当然中国官方就不愿意我父亲去那儿,他们想让他去大寨,因为大寨是一个模范,那时候给外边的人只能看好的不能看坏的。当然我爸爸就说,你们想让我看的模范是假的,后来周恩来就说,那咱们就来一个妥协,你也去大寨,我们也让你去张庄,你先去大寨,后去张庄。”

*韩丁喜欢大寨*

乘着韩丁去大寨,张庄赶忙经过一番整顿,又派去了工作队。但是韩丁去过大寨以后还真的很喜欢这地方。

这一年从4月到11月,韩丁在中国呆了7个月。期间,周恩来好几次接见他。卡玛说:“每一次周恩来接见我父亲时我都在场,其中有一次周恩来就问到我的计划,我说,我父亲回去的时候我要跟他走。周恩来问为什么,我就跟他说,我沾谁的边儿谁都倒霉,当时周恩来以一种非常外交家的辞令说,‘哎呀,你太敏感了,不要走嘛’,可当时我已经很灰心了。”

卡玛继续说:“我小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什么了,那我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决定说,我到底是要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等到我十几岁,我自己可以有主见的时候,因为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我跟我同学们的关系又特别好,也没想到我应该马上到美国去,我还是特别希望在中国能够作为一个正常人生活。但是这越来越不可能了,我觉得我变成了我好朋友们政治上的负担,政治上的风险,我年纪愈大一点,就愈觉得那种生活特别不正常,所以我就渐渐觉得我不想在中国待了。”

卡玛的决定与她父亲去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她已经在考虑这个事情,而1971年她父亲去中国,正好是个契机,7个月以后,当韩丁返回美国的时候,就把卡玛带回来了,那时,她已经快22岁了。卡玛强调说:“我不能说我是回美国,我是来美国,我回是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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