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五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抗议事件也出现大幅度的增长。官方数字显示，仅仅去年就出现了五万六千起公开抗议事件，大大高出1989年六四天安门抗议运动前的数字。分析人士认为，公开抗议导致的中国社会动荡对共产党政权构成了新的挑战。
*谭睦瑞：许多中国人丧失生活稳定性*
从各种统计数字来看，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既然如此，中国的社会抗议事件为什么不是大大减少，凡而是大大增加了呢？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资深政治科学家谭睦瑞说：“的确，大部分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比十五年前或二十年前好了。但是，也可以说，很多中国人的生活并没有好起来。很多中国人看到，他们先前长期享有的那种稳定的生活被经济改革所瓦解。以前人们的工作终生有保障，退休金、住房都是有终生保障的。但是，现在他们不能享有这些了。这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
曾经在中国留学的谭睦瑞博士最近根据中国的一些内部和公开出版的文件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公安部门的资料显示，中国公开抗议事件不但数量迅猛增加，在1993年到1999年之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六十八，而且规模增大，组织得更好，让中国公安部门难以对付。
*余杰：群体性抗议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关*
在北京的社会评论家余杰认为，中国目前群体性抗议事件的急剧增多，在很大程度上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关。他说：“我觉得，我们很难用一种说法，比如说，所有的中国人生活水平都比原来提高了。我觉得，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地图、不同的阶层来看，来分析。就我观察来看，我觉得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和一些大工业城市的工人，几万工人的国营工厂破产，他们失业，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余杰说，这些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不幸的人在中国有几亿，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十五年前、二十年前不仅没有改善，甚至还在下降。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要进行抗争。
余杰说，即使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许多人成为所谓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也没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变得对政府更顺从。他说：“这样的一些人，自己的经济地位改善提高了之后，相反，他们会在自由、在个人权利方面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当这些要求受到阻碍以后，他们也会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抗议。”
*谭睦瑞：经济增长不能消弥社会抗议*
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认为经济高速发展，就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对社会抗议、社会动荡进行釜底抽薪的不二法门。但是，美国兰德公司的谭睦瑞博士说，来自中国的各种统计资料显示，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无论是经济增长、经济衰退时期，还是经济复苏期间，中国的公开抗议活动都在大幅度增长，从而显示中国领导人那种经济增长是消弥社会抗议的最佳途径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说：“随着中国更加对外开放，随着人们更加有知识，对新闻媒介有了更多的了解，很多人变得比以前在政治上更自主自信、更愿意公开表达伸张自己的观点，公开表达跟政府观点的分歧。这并不是反常的。在几乎所有跟中国这样迅速发展的国家，我们都观察到这种现象。”
谭睦瑞博士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公安部门的研究人员和执法人员现在越来越多地采用社会科学的观点而不是对敌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对待社会抗议事件，承认大部份抗议事件是事出有因。他引用上海公安学院学报发表的一篇论文说，上海百分之五十五的抗议事件可以归因于企业管理人员的非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