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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7:03 2016年12月07日星期三

中国被指仍缺乏宗教及新闻自由


美国首都华盛顿星期二举行了题为中国自由的高峰会议,来自中国的异议作家、法律工作者以及维权法律人士在会上介绍了中国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法制建设的情况。

*中国自由高峰会讨论中国现状*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中国自由状况高峰会议。独立作家余杰、成都大学法学教授王怡、律师李柏光以及维权人士郭飞熊应“美国国会人权问题核心小组、“中国法律与宗教研究所”以及“对华援助协会”的邀请,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演讲。高智晟律师、张星水律师以及社会科学院的范亚峰博士收到邀请但由于受到中国官方的阻碍未能赴会。

*非官方家庭教会私下发展迅速*

独立作家余杰首先介绍了中国城市家庭教会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他说:“这个新的趋势就是有一大群独立的知识分子,从事人权活动的律师、新闻记者、异议的作家以及一些艺术家、音乐家和画家等,开始受洗成为基督徒,而且也开始创组他们自己的教会。这个新的趋势表明,中国新一代的独立知识分子和以前的民运活动人士不一样。他们是一群有信仰的人。”

据余杰介绍,他所在的北京方舟家庭教会的大约50名成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关注公共问题和社会正义的知识分子。余杰认为,争取宗教自由需要法律专业人士的努力,更需要每位有宗教信仰的公民自身权利和自由意识的觉醒。

他说:“中国大陆的宗教信仰者必须改变默默无闻的、逆来顺受的、接受压迫的处境,必须改变偷偷摸摸的保持自己的信仰,关在大门里,在自己的家庭里来保持自己的信仰的状态。我一直不同意地下教会的这样一种命名。我宁愿使用家庭教会这样更中性的说法,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们的教会是被上帝所祝福,所保护的教会,不应该是地下的教会,而应该是地上的教会。”

*政治制度不允许真正宗教自由*

余杰期望,中国的家庭教会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在公共生活中自由表达信仰的权利。但是,他指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只要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下,宗教信仰政策只可能有局部性的微小的调整,而不可能有全面的改变,因此中国的教会和有信仰的团体不能回避整个社会制度的民主化问题。

余杰指出,没有民主制度以及广泛意义上的选举、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通过法律手段保证宗教信仰自由*

北京律师李柏光指出,虽然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体系都保证给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却仍旧出现许多剥夺、禁止、甚至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特别是迫害家庭教会的个案。他认为,这和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信仰自由的意识形态政策有很大关系。

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它在1982年通过了一个关于宗教的意识形态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点就是,中国共产党认为,人类认为之所以产生宗教信仰,那是源于经济文化太落后了,所以中国共产党认为,宗教是暂时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它迟早是要消亡的,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在宗教信仰问题上的态度就是宗教消亡论。在中国共产党这种宗教消亡论的意识形态政策的指导下,中国的宪法、中国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还有中国的执法人员,在对待宗教信仰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

李柏光提出通过法律手段捍卫宗教信仰自由。他认为,除了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剥夺和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务院宗教条例以及其它法律法规进行违宪审查外,还可以对遭受国家机关执法人员侵害的基督徒提供法律救济。

他说:“国家执法人员经常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驱逐基督徒的家庭聚会,非法拘禁、劳动教养,没收宗教读物等违法行为。基督徒遭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些违法行为后,由于不懂得法律,往往不知道怎么办。其实中国宪法第41条给予每位公民控告和检举国家机关执法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权利。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具体做些申请书的格式,给全国各地的基督徒,一旦他们的权利遭到侵犯,让他们直接向人大常委会,检察院递交控告和申请,要求追究国家机关执法人员的刑事责任。”

*中国官员言称保护宗教自由*

中国官员强调,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人民依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2005年布什总统访华期间,胡锦涛表示,中方将继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中国人民的意愿,不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不断提高中国人民享受人权的水平。

*胡温上台加强对言论及新闻管制*

在介绍中国言论自由的状况时,成都大学法律教授王怡指出,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管制和对新闻全面的预先审查一直以来就有,但是自从胡锦涛上台后,情况明显加剧。

他说:“比如说中宣部,这是一个全面对新闻进行管制的机构,而且随着最近几年的一些发展,比如互联网的发展,它下面增设立了一个互联网管理处。针对批评政府言论的发展,最近增加了一个文字安全局。广电部针对广播电影电视这样的媒体进行新闻管制。国务院新闻办是政府内部系统的一个日常管制部门。国家安全部以及公安部门里面有国家保卫系统。通讯管理局专门针对互联网上的言论实行管制。新闻出版署针对出版业务进行管制。教育部,针对高校内教师的学术自由和课堂内外的自由表达有很大的限制,这些部门的权力最近几年有明显的扩展,而且部门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王怡指出,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和社会的真实情况也相差甚远。他说:“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媒体上,除了新华社偶尔的报道之外,基本上看不到西藏的任何报道,因为关于西藏的任何事情,媒体会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惹麻烦。所以他们基本上,包括在中国自由化的媒体里面,几乎看不到关于西藏的任何一点消息。你如果到中国去翻阅报刊杂志,你会产生一个疑惑,你会想:西藏是不是已经独立了?西藏是不是已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因为你看不见。”

另外对基督徒的报道也是如此。王怡指出,中国官方和非官方的基督徒人数大约有几千万,人数甚至超过中共党员人数,可是中国的传媒以及公开领域里几乎看不到基督徒的存在。王怡说,如果翻阅中国的报刊杂志,人们也会诧异:中国的基督徒在哪里?他们就象幽灵一样存在在中国或在中国媒体的事件里。

*因言获罪者大约六十人*

王怡还指出,中国政府对平面媒体的打压最近几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以所谓“泄露国家机密罪”和“煽动颠覆罪”对记者和作家进行大规模迫害。据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统计,因言获罪而被关押的记者和作家接近60名。

但是,设在美国的保护记者协会在纪念5月3号国际新闻自由日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没有把中国列入实行新闻检查最严厉的国家名单上。保护记者协会的官员表示,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有很多压制的现象,但同时也有更多的信息进入,特别是通过互联网进入中国,从而使中国人民能够比前几年不那么与世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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