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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3:04 2016年12月08日星期四

中国学者:土地所有权阻经济发展


中国政府提出要将改革重心转向农村经济发展后,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如何清除和规避制约农业发展的障碍、以及保障农民利益方面各抒己见。有学者指出,土地所有权是农村经济能否摆脱束缚的根本所在,但政府无意改变现有产权结构。

中共17届3中全会把农业改革推向前台。当局希望藉由允许土地流转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尽管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起步于最初在农村土地承包制方面的改革,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让当局意识到这最终会威胁政权的稳定。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星期五在官方的新华网举办的一个关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讨论会上提供的数字显示,1978年来,虽然农民的收入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平均每年增长7.1%,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从当时的2.56:1扩张到现在的3.33:1。去年中国农民的平均收入是4千140元,城市居民则达到1万3千700元。

张红宇认为,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是当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他在谈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时承认,要素流动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仍然存在,例如农村土地征占用过程中,农民利益流失、地方政府和用地企业获利等问题,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张红宇在被问及土地流转制度问题时强调说,这首先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问题。农村改革多年来坚持的土地承包政策不会变,在这个前提下允许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

*刘军宁:土地私有化是根本所在*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学者在讨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的时候多认为,土地权和农民收入及农业经济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北京的独立政治学者刘军宁认为,只有土地私有化才是中国农业经济的根本所在。

刘军宁说:“对中国农民有好处的、对中国人有好处的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国家把土地集中在国家手里,对农民产生了很大的限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国家不是土地最好的、最有效的使用者。国家一开始搞人民公社,试图垄断对土地的使用。后来发现这种方法行不通,就让农民来联产承包。这实际上就是承认农民使用土地会比政府使用得要好。”

17届3中全会提出的土地流转政策受到各方瞩目和欢迎,认为它在土地联产承包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农民的地权。但是这种地权的扩大并不是土地所有制的改变。政治学者刘军宁指出,中国政府不会改变现有的土地制度,即便提出允许土地流转,但至今没有制定出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土地流转还没有合法的经营渠道。

*4千万中国农民失地*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对于政府扩大农民地权表示欢迎。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在这个政策的实施中要抓住两个核心:一是要让农民占有更多地租增值,二是要让土地成为农民的发展资本。李昌平说,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中国已经出现了4千万失地农民,这种以牺牲农民地权为代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是不人道的。但是,李昌平同时认为土地“私有化”并不必然增加农民土地资本化的收益,倒可能更有利于资本家和权力者获得土地资本化收益。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认为,农民收入的根本问题其实就是农村的土地产权收益问题。他说,在眼前不能踏入这个所谓的“禁区”,或者产权收益目前受到很多限制和障碍的话,只能通过一些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方面加以改进。

夏业良说:“一个是从软投入上,也就是卫星信号的传输,还有网络宽带的接入。这样的话就能使农民充分地跟外部世界连接,更快地把自己需要的信息接收进来或者发送出去。还有就是象公路、铁路、电力、水库这样的基础设施的投入。还有就是教育。因为现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落后地区农民就缺乏这种教育方面的投入。”

*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农产品价格*

此外,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在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设置了新的障碍。中国官员说,这场危机可能会影响到农产品的价格、农民的增收、就业、以及农产品的贸易等。

日前中国政府提出以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入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增长。这笔投入多被用于大型基础项目的建设。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认为,政府应当将这笔投入的部分用于他所提到的农村软投入方面,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

关键词:中国,农民,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经济危机,收入差距,土地承包,软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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