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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2:40 2016年12月04日星期日

中国抗洪的出路在哪里


中国今年入夏以来汛情严重,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高级官员甚至用“超历史”来形容。这次水灾距离1998年的特大水灾不过12年,人们开始思考,除了救灾抢险之外,中国是否能从根本上治理洪涝灾害。

随着今年四月底以来中国南方出现的强降雨,中国再次遭受水灾。到8月6号为止,中国国家减灾委和民政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已经有28个省市县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亿人,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千7百亿元人民币。

12年前,中国的长江、松花江、珠江、闽江等主要河流发生洪水,受灾地区涉及29个省市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千5百亿元人民币。

*小河流灾情重,今年洪灾特点之一*

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束庆鹏8月4号在政府网站上接受提问时表示,今年洪灾范围广,长江、淮河、黄河、辽河、松花江、海河等七大流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另外,全国有40多条较大河流发生超过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还有,灾情和险情频繁,包括暴雨、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多种灾害相继发生,造成165座县级以上城市受淹,8座小型水库垮坝,上千座水库出现危险。

束庆鹏表示,全国大江大河干堤没有决口,大中型水库没有垮坝,险情和灾情主要集中在小河流和中小水库。他说,许多中小河流防洪标准仅为3到5年一遇,有的甚至不设防。目前,中小河流水灾损失约占全国水灾损失的80%,中小河流洪水灾害和山洪灾害伤亡人数占全国水灾伤亡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江西抚河中下游的一座中小型圩坝唱凯堤曾经在1998年出现险情,今年6月21号突然决堤,威胁十万多人口和交通要道。而唱凯堤只是江西省17座溃堤的圩坝之一。一时间,呼吁加强对中小河流治理的呼声高涨,这又与12年前十分相似。

*学者:建造大坝不如治理支流*

曾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何念民,是支持治理中小河流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与其花巨资修建象三峡大坝那样的世纪工程,不如把钱花在干流支流的治理上,能够扩大受益的地区和人群。

何念民说:“三峡(大坝)在这次防洪中发挥出作用。那人们反过来问,三峡花了那么多钱,江西九江下游也发生很严重的垮坝、淹没,江西、湖南啊,好多都说干流、支流年久失修,缺少资金。那你花两千亿把这些干流支流都好好修修,不也一样减少很多的灾害吗?”

根据中国国家部门的数据,三峡大坝的预测动态工程投资为2039亿元人民币。而1998年和今年的大水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足可以再造两座三峡大坝,也可以治理比何念民所希望的两倍多的中小河流。

*专家:中央集中治理是否有效*

在1998年的特大水灾发生10年之后,中小河流的治理似乎开始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2008年中国的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各地要加快编制重点地区中小河流治理规划,增加建设投入。2009年10月,中国水利部、财政部印发了“全国重点地区中小河流近期治理建设规划”,中央财政随后安排了50亿元人民币用于中小河流治理。根据中国国务院批复的“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水利部和相关部门启动了103个县作为山洪灾害防治试点。

这种中央集中治理的模式刚刚开始,一些水利专家们便对是否能解决问题提出疑问。中国水利高级工程师程晓陶早先在接受“科学时报”的访问时表示,全国有五万多条中小河流,如果都要靠着中央的支持才开始治理,即使一年治一百条,也要五百年才能完成这个重任。另外,治理不能只是一次性的投入,治理后的日常维护的投入又从哪里来呢?

*明确河流分级管理,奖惩分明*

程晓陶认为,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水利工程的经验值得借鉴,那时候中小河流的整治靠的是农民的义务投入,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大规模修筑堤防。目前虽然这种做法虽然不能再重复,但是让地方承担修河筑堤的任务仍不过时,不过要附加奖惩制度。

他说:“第一个是明确河流分级管理的责任,每一个河段都应该落实到具体的乡,具体的镇,具体的市。而且应该有一套评估办法,就是说你做得好的,我们如何给你奖励,做得不好的,你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而不是说你做得越不好,得到的(中央的)投入越多。”

中国时事评论员杜平不久前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的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提出要有一个强制性的计划,比如地方财政支出中有多大比例用于所管辖范围内的水利建设。他说,防治自然灾害没有效益,没有利润,所以要有强制性的规定,地方官员才会当作任务来执行。

*去除侥幸心理,大力科学研究*

杜平还指出,在防灾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差距在于预防心态。中国很多时候没有把万一放在心理,而存在着灾害不会发生的侥幸心理。也许这可以从侧面解释为什么在仅相隔12年发生类似的特大水灾之际,政府仍疲于救灾,给人一切在重演的感觉。

曾经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任职、研究水利资源的何念民认为,除了要有预防灾害的心态,也要下大力气研究减少自然灾害的科学办法。他说,关键在于国家要真正重视生态治理、包括治水的问题,把它当作一个攸关民族生存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重大科学研究课题,由一个统一的研究管理机构来负责。

他说:“就像当初我们中国研究原子弹似的,中央下决心,成立一个很大的部门,花很多的钱来研究这个问题。哪怕10年20年,就像当年毛主席讲的,不吃饭我们也要造原子弹。我们现在呢,就算是要少花钱,少吃饭,也要研究中国的生态问题,这是大问题。”

他说,中国的经济成长这些年来有目共睹,只是不要让积累起来的财富被水冲走,变成真正的“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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