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民论坛》杂志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的自我定位有弱势化倾向。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则高达七成。
为了解释精英自我定位弱势化这一奇特现象，众多传媒采访了不少专家学者，请他们分析为何党政干部、公司白领等精英阶层都觉得自己“弱势”？解释繁多，择要述之如下：官员们觉得自己“弱势”，主要是因为官场竞争激烈，“不跑不送”就升不上去；知识分子是因为拿自身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与官员相比较而感觉“弱势”；公司白领则是因为职场竞争激烈，业绩考核严格，收入增长较慢。
中国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生态资源的供给都呈紧张状态的国度，大多数领域都呈过度竞争状态，精英群体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也是事实。但也许是调查者设问不当，受调查者将自身因职业特点引起的困扰焦虑压力等混同于社会学中的“弱势群体”，这其实是对弱势群体一词的误解。
“弱势群体”一词源自英文Social vulnerable groups，港台译作弱势社群，指称社会中的弱者群体，这一群体在财富、社会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无投票权、无权无势、无人脉关系，遭受社会歧视。例如长期贫困者、性工作者、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爱滋病患者、残障碍伤残人士等。中国官方首次使用“弱势群体”一词，可考的文献是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此前，中国不承认本国有“弱势群体”存在，对社会边缘群体统称之为“困难群众”。现阶段，中国的弱势群体除了上述其他社会也存在的弱势人群之外，还有一些“中国特色”的弱势人群，如失业者、国企下岗工人、上访者、失地农民、城市拆迁户等经济权利被严重剥夺人群。官员、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知识人群、公司白领等社会阶层，不管在中国还是在任何国家，都不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但考察中国各阶层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大环境，以及个人与国家（政府）的真实关系，我相信受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弱势者”，既不是谎言，也非矫情，他们确实表达了自身对生活状态的真实感受。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远非弱势群体所能相比，但他们与中国的弱势群体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在个人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上，其个人基本权利得不到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不管官员们得势时如何尊荣显要，知识分子们在媒体上如何风光，但只要面对国家权力的肆虐时，他们与社会底层一样，完全处于无任何保护且无法申辩的状态。
在这个崇尚权力、漠视权利的社会中，一些官员面对权力肆虐时的无助也让人叹为观止。比如今年6月湖北省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副厅级官员）妻子陈玉莲被几个省政府的保安痛殴之后，面对体制化暴力，他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无法挺直腰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追查背后的真相。一些在父辈权力荫庇之下曾生活得不错的“红二代”，一旦父辈的权力过期，也会遇到平民经常遇到的拆迁之痛。北京的胥晓琦女士之父是共产党的开国功臣少将胥治中。父亲去世后，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和80多岁的老母亲会沦落为访民，为那间住了40多年的老房子的所有权走上漫漫上访之路。《南都周刊》一篇“红二代讨房记”记述了不少落架凤凰的故事。这些“落架凤凰”既有与现政权血脉相连的红二代，也有高级统战对象的后裔。湖南郴州与四川会理等地的公务员还曾面临“株连式拆迁”的困境：其供职的政府规定他们必须承包一项任务，说服自己被拆迁的亲戚限期搬迁，否则就处以罚款直至停职的处分。
一些权倾一时的官员，只要被权力这架国家机器甩出来，其下场也非常悲惨。早几年的例子有哈尔滨市海归副市长朱胜文之死为证。朱手握重权时风光无限。一旦在权力斗争中败北，与入狱的平民一样无权且任人宰割。自己不仅落了个“被自杀”的结局，其妻为了追查其死亡真相，也掉落进了昔日被其不屑一顾的访民大军队伍。今年发生的事例有湖南省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被自杀一案，其妻的命运也与朱胜文妻子相仿佛。
知识分子的安全感比之官员当然更差。存有社会关怀之心者必须约束自己言不逾矩，否则就会被“特殊关照”，严重者被敲掉饭碗。但所有这些并不能证明官员、知识分子等在中国社会中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弱势感，与其说来自于职业，还不如说来自于他们与弱势群体都必须生活于其中的共同社会环境，在这个社会环境中，人们每时每刻都处在国家与个人之间那种高度紧张的关系当中。
这项调查虽然有点文不对题，但揭示出来的社会意涵却不可轻视。可以说，在一个权力肆虐，个人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国度，面对形形色色的国家权力的代表者以及权力的任意挤压，任何个体都是弱势者。“李刚”们的儿子在面对弱势者时，可以嚣张地喊出“我爸是李刚”。但一旦面对比其爸爸更强势的人时，“李刚的儿子”们也只能处于被宰割欺凌的相对弱势状态。
为了解释精英自我定位弱势化这一奇特现象，众多传媒采访了不少专家学者，请他们分析为何党政干部、公司白领等精英阶层都觉得自己“弱势”？解释繁多，择要述之如下：官员们觉得自己“弱势”，主要是因为官场竞争激烈，“不跑不送”就升不上去；知识分子是因为拿自身社会地位、经济收入与官员相比较而感觉“弱势”；公司白领则是因为职场竞争激烈，业绩考核严格，收入增长较慢。
中国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生态资源的供给都呈紧张状态的国度，大多数领域都呈过度竞争状态，精英群体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也是事实。但也许是调查者设问不当，受调查者将自身因职业特点引起的困扰焦虑压力等混同于社会学中的“弱势群体”，这其实是对弱势群体一词的误解。
“弱势群体”一词源自英文Social vulnerable groups，港台译作弱势社群，指称社会中的弱者群体，这一群体在财富、社会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无投票权、无权无势、无人脉关系，遭受社会歧视。例如长期贫困者、性工作者、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爱滋病患者、残障碍伤残人士等。中国官方首次使用“弱势群体”一词，可考的文献是2002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全国人大第5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此前，中国不承认本国有“弱势群体”存在，对社会边缘群体统称之为“困难群众”。现阶段，中国的弱势群体除了上述其他社会也存在的弱势人群之外，还有一些“中国特色”的弱势人群，如失业者、国企下岗工人、上访者、失地农民、城市拆迁户等经济权利被严重剥夺人群。官员、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知识人群、公司白领等社会阶层，不管在中国还是在任何国家，都不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但考察中国各阶层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大环境，以及个人与国家（政府）的真实关系，我相信受调查者认为自己的“弱势者”，既不是谎言，也非矫情，他们确实表达了自身对生活状态的真实感受。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远非弱势群体所能相比，但他们与中国的弱势群体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在个人与国家（政府）的关系上，其个人基本权利得不到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不管官员们得势时如何尊荣显要，知识分子们在媒体上如何风光，但只要面对国家权力的肆虐时，他们与社会底层一样，完全处于无任何保护且无法申辩的状态。
在这个崇尚权力、漠视权利的社会中，一些官员面对权力肆虐时的无助也让人叹为观止。比如今年6月湖北省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副厅级官员）妻子陈玉莲被几个省政府的保安痛殴之后，面对体制化暴力，他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无法挺直腰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追查背后的真相。一些在父辈权力荫庇之下曾生活得不错的“红二代”，一旦父辈的权力过期，也会遇到平民经常遇到的拆迁之痛。北京的胥晓琦女士之父是共产党的开国功臣少将胥治中。父亲去世后，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和80多岁的老母亲会沦落为访民，为那间住了40多年的老房子的所有权走上漫漫上访之路。《南都周刊》一篇“红二代讨房记”记述了不少落架凤凰的故事。这些“落架凤凰”既有与现政权血脉相连的红二代，也有高级统战对象的后裔。湖南郴州与四川会理等地的公务员还曾面临“株连式拆迁”的困境：其供职的政府规定他们必须承包一项任务，说服自己被拆迁的亲戚限期搬迁，否则就处以罚款直至停职的处分。
一些权倾一时的官员，只要被权力这架国家机器甩出来，其下场也非常悲惨。早几年的例子有哈尔滨市海归副市长朱胜文之死为证。朱手握重权时风光无限。一旦在权力斗争中败北，与入狱的平民一样无权且任人宰割。自己不仅落了个“被自杀”的结局，其妻为了追查其死亡真相，也掉落进了昔日被其不屑一顾的访民大军队伍。今年发生的事例有湖南省武冈市副市长杨宽生被自杀一案，其妻的命运也与朱胜文妻子相仿佛。
知识分子的安全感比之官员当然更差。存有社会关怀之心者必须约束自己言不逾矩，否则就会被“特殊关照”，严重者被敲掉饭碗。但所有这些并不能证明官员、知识分子等在中国社会中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弱势感，与其说来自于职业，还不如说来自于他们与弱势群体都必须生活于其中的共同社会环境，在这个社会环境中，人们每时每刻都处在国家与个人之间那种高度紧张的关系当中。
这项调查虽然有点文不对题，但揭示出来的社会意涵却不可轻视。可以说，在一个权力肆虐，个人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国度，面对形形色色的国家权力的代表者以及权力的任意挤压，任何个体都是弱势者。“李刚”们的儿子在面对弱势者时，可以嚣张地喊出“我爸是李刚”。但一旦面对比其爸爸更强势的人时，“李刚的儿子”们也只能处于被宰割欺凌的相对弱势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