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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4:51 2016年12月04日星期日

戴晴: 真如神-剿匪


1927,这个国共彻底翻脸的年份,因为两边几十年来惯以“官史”告喻后世,所以一些基本国情,从民间扣问的角度,仍需交代——为我们接下来讲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做铺垫。

一是国民党左右两派在“联俄”“容共”与否大大地闹了一场之后,终于定都南京,开始了民国的中央政府。也就是说,该武装集团至此终于有了自己的行政、外交、军队与警察,并且依“法”责令民间纳税养着——当然此“法”是拿枪的人想怎么定就怎么定。

二是“中央”虽然开始“号令全国”,但就人心收复而言,还差得远。相当一批豪强对南京面上敷衍,私底下则是自己的打算——位居“中央”者究竟希望他们生,还是希望他们死,比如蒋中正对陈济棠、何健、王家烈、刘湘、龙云……何时拉拢何时摧折,桩桩在在凸显于红军长征第次经过的粤、湘、黔、川、滇……拼搏,直到陕西。

三是除了“归顺中央”的各路豪杰之外,仍有割据政府五脏俱全地存在着,北边的不说,心腹之地江西,就正驻着一个“中华苏维埃”。割据政府如何造福乡里?依照《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而不是归农民所有;一切土地禁止买卖,分配后除老幼疾病及服工役者外,均需强制劳动”——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明白,纳粮之百姓会选这样的东西——“苏维埃”为俄文cobet译音,“代表会议”的意思?因战事(即两边官史所称“革命”或者“讨伐”),官家对民间的搜刮比现在还狠,快赶上该苏维埃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大跃进”了。知道这一背景,就不难明白,怎么长征开始时候,竟能一下子征到五万新兵,而不过两个多月之后(湘江之役),死、伤、逃散已近八成。

对于“建政”之后的十年,也即从南京定都到日军正式大规模武装进犯的1937年,经济学界有一个粗粗的通识——堪称现代中国经济发展、民间休养生息的“黄金时期”。我们后世问史人不禁揣测,如果没有这场“剿匪”(从政府方而言,动用了至少200万兵力,外加购置飞机大炮的银子;匪们则以“打土豪”的方式“就地解决给养”),或者“匪事”以协商和政治运作方式解决,那中国还不赢得个“白金时期”?抗击日军也该是另外的局面了吧?

在给龙应台的信里,卢跃刚说:民国二十四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爷爷连夜赶了两双草鞋,让我爸带上第二天跟着红军撤退。当地农民不叫「红军」,叫「乌老二」、「霉老二」,与当地「棒老二」(土匪、袍哥)同类。……我大伯是长子,大伯母生孩子,我爸爸顶替大伯当了红军。不顶不行,实际是被迫当兵。那时他才十五岁。

如今当红的金一南将军不这么看。他认为长征是“那个时代的‘高光点’”,“长征的胜利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品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对此,无论“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专家金教授的演讲多么“生动、鲜活,触动人的情感”,我辈民间问史人是无论如何不敢苟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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