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是毛泽东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乘飞机坠毁摔死在蒙古40周年，十月是中共“粉碎四人帮”35周年。斯人已逝，相关当事人和历史学者仍在质疑当局的盖棺论定。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海峡两岸都在高调大张旗鼓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这次推翻满清政权革命百年。但一如既往，北京当局没有为粉碎四人帮(35)周年、或“粉碎林彪反党集团”(40)周年举办公开纪念活动。
部分‘太子党’集会，要求彻底否定文革
不过，媒体报道，上个周四，有一批在行动中和思想上为清除四人帮立下功劳的中共元老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李先念等人的后人、亲属和工作人员，在北京举行了一个“民间”集会，肯定华国锋领导打倒四人帮的历史贡献，要求“彻底否定”文革。报道说，与会者要求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和渠道，解决国家和社会遇到的各种问题。
35年前(1976)以华国锋和叶剑英为首的北京当局宣布，他们在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江青(毛泽东妻子、政治局委员)、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姚文元(政治局委员)和张春桥(政治局常委)，“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宣布之后，北京和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居民上街，庆祝打倒四人帮。
40年前(1971)的秋天，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当局对全国人民宣布，当时身为中共副主席的林彪(9月13日)坐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叛党叛国，自绝于党、人民和国家”。林彪当时被称为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副统帅。当这个中共文件传达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时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林彪、四人帮‘集团’不同性质，一案处理
中国老百姓都知道，林彪案件是毛泽东在世时发生的政治大事，而四人帮案则是毛泽东去世后发生的高层一派用军队解决政治问题打垮另一派的“宫廷政变”。但得势和掌权者却在抓捕四人帮四年后的八十年代初，用法律手段，将都在毛面前争宠但实际上激烈明争暗斗的两个对立的集团，放在一口大锅里“一锅煮、一勺烩了。”
1980年11月，中共公开“审判”四人帮和林彪案，当局给他们定性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四人帮主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也作为江青集团成员接受审判。但是，陈伯达是因为文革中期庐山会议要设国家主席得罪了毛泽东从而遭到整肃失势的，毛泽东把他列到林彪一派。
这个特别法庭还判处“林彪集团主犯”原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将)，原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吴法宪(上将)，原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将)、原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中将)16年到18年徒刑。
四人帮中，江青和王洪文分别在1991年(77岁)、1992年(57岁)去世，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在2005年(88岁和73岁)去世。林彪旧部中，黄永胜1983年去世(73岁)，邱会作2002年去世(88岁)，吴法宪2004年去世(89岁)，李作鹏2009年去世(93岁)。
对“粉碎四人帮”事件再反思
中国选举和治理网上周发表署名“林明理”文章，题目是“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再反思。文章说，当年解决问题，“采用的是非正常手段，假如能不用‘抓捕’而通过正常的制度途径解决了“四人帮”，那才能说明我们的国家在真正进步，那才能值得我们真正欣慰。”
文章说，四人帮借助毛的有意无意的庇护，攫取大权，颠倒黑白、陷害忠良、倒行逆施、人神共愤，遭到应有的惩罚确实让人拍手称快。但是，当年的这一行动在关键时刻确实是采用了军事抓捕的方式完成的。
林明理说，不难想象，如果不采用这一非常的果敢手段，那么，江青等人也极有可能先行动手，而采用开会、辩论、宣传、竞选、弹劾、罢免等正常的现代政治制度手段能否赶四人帮下台，也因当时政治权力运行的极度封闭性而的确很难判断。
这篇文章说，这样一来，当时的“两派人马”鹿死谁手，中国历史到底接下来的向如何，确实就难以预料了。“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华、叶等人的胆识，但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制度基础是多么的落后，多么的脆弱！后来的人们又知道，当时的外媒对中国中南海发生的这一事件就是使用“政变”来报道的。”
林明理的这篇文章说，所以，让军事力量、武装暴力远离国家政治权力的交替，建立政治权力交替的制度化平台，一直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主要努力方向----法治宪政国家军队只效忠于宪法法律，效忠于国家人民，意义即在于此。可惜，中国几千年历史一直没能好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我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直到江胡交替之前，高层政治权力交替也一直离不了非正常的手段，整个国家局势也一直避免不了随之而动荡。”
文革形式可解决当今社会矛盾？
据报道，这次在北京一些主导“粉碎四人帮”的中共高干后人(叶剑英女儿、华国锋儿子、李先念女儿、张爱萍儿子、纪登奎儿子、苏振华女儿、李鑫儿子、汪东兴儿子、马文瑞女儿、彭冲、倪志福等人的后代，还有周恩来的秘书)就粉碎四人帮、对文革、华国锋等人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人提出，现在左派包括新左派、毛派都提出要回到文革时代，因为社会上出现的腐败、司法执法不公、社会道德滑坡等等，他们把这些矛盾都归结于没有搞文革这样的运动，希望用文革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但是，报道说，多数人还是认为，解决问题还是得回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来。他们认为，文革不是民主，刘少奇、彭德怀不是贪污腐败问题，而是受到了党内的排挤，受到了党内最高层的人身攻击及摧残。但是，报道没有提到，这些高干后裔或相关工作人员和历史学者是否意识到，一党专制与民主、宪政和法制(法治)能否相兼容。
这次北京“反思文革”会议的参加者，多是抓捕四人帮的得势者和权力斗争中的得胜者的后裔或相关干部和学者，而没有一个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后人。
‘林彪集团主犯‘著书立说，后人学者要求翻案
林彪案中四个“主犯”中，黄永胜去世较早没有留下作品，其他三位邱会作、吴法宪和李作鹏，近年来都通过香港出版社发表了回忆录，引起很大的反响。
这些年来，所谓林彪集团的“干将”邱会作、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子女(黄春光、邱路光、李冰天、吴新潮等)都有所发言和表态，要求公正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而这些年来，中国一些历史学者如已经去世的军队作家王年一、舒云、海外学人丁凯文和曾长期担任林彪秘书的李德等都撰写文章和书籍，要求公正评价林彪案。
杨建利：回忆录的得失
旅美学者杨建利上星期发表博客文章说，这三位原四野(国共内战中林彪统领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弥足珍贵。“作为上层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和牺牲品，他们能够在晚年写下这样的回忆录，无论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还是对于他们个人，都是很有价值的。”
由于这些人的回忆录无法在中国大陆通过审查，只能在香港出版。杨建利认为，这些回忆录“突破了中共官方对党史问题的标准说辞，因而属于回忆录的异端....对中共党内、军内的事件和人事关系采取了比较坦率的态度，既有可读性，又有史料价值，甚至可以帮助我们解开一些中共党史问题的谜团。”
从这几位“林彪集团”“主犯”的回忆录来看，他们的写作手法和叙事方式基本是大同小异：先回忆童年生活---都是家境贫寒，有翻身闹革命的强烈意愿，再回忆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五次反围剿、万里大长征、跟着毛南征北战，最后在四野跟着林彪打辽沈战役，乃至“解放全中国”；跟着毛林参加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林彪垮台；如何接受审查，被判刑，被流放，如何从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和几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上人，到共产党自己的秦城监狱的阶下囚，最后是出狱后流放民间的感想和反思。
旅美学者杨建利说，这几本回忆录，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是作者对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选择性记忆---如共军围困长春饿死很多百姓；东部农村土改大量杀人问题。
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所写的回忆录，都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共产党的根本理念和制度，而是高度赞扬和评价了这些发动文革的“始作俑者”，对其领导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歌功颂德，更没有意识到，从根本上来说，正是毛、周、林这些人，造成他们被打成‘反革命’而投入大牢的悲剧。
杨建利说，这几位“活到了21世纪的作者的最大悲哀在于，他们没有搞明白遭受抛弃、迫害的真正原因和加害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为加害者掩饰和粉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中央批示：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李作鹏的儿子李冰天在李作鹏回忆录后记中写道：2009年1月3日李作鹏去世，1月16日，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交通部长李盛霖召见家属，传达胡锦涛、习近平的“指示”，家属遵照指示，没有“举行遗体告别和火化仪式”。
吴法宪儿子吴新潮在其父回忆录后记中说，吴法宪1981年保外就医，一直在济南生活，直到去世。吴新潮说，这些年，“虽然生活清贫，却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父亲常对我们说，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