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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0:52 2016年12月04日星期日

文革40年后的反思

  • 美国之音

一人走过银川郊外一家电影制片厂的文革宣传画(资料照片)

一人走过银川郊外一家电影制片厂的文革宣传画(资料照片)

在随毛泽东去世而结束的文化大革命过去近40年之后,一些幸存的老人打破了几十年的沉默,公开谈论当年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在中国是一个政治象征,基本上免于遭公开批评。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回忆录、采访和道歉,公开记述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期间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媒体转载了其中一些人和事,显示人们越来越乐于重温文革中的受害者和加害者仍旧记忆犹新的那段历史。

*向前教师道歉*

最早一例这类事件是2010年中国媒体报道了一名学生向一位教师道歉。

现年90岁的退休教师陈碧(音译)曾经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校。

1966年8月,也就是文革第一波暴力浪潮期间,学生们在毛泽东关于向教师、知识分子、父母和其他权威人士造反的讲话鼓舞下,把陈碧当成了批斗对象。

陈碧说:“对我们挨斗的人来说,那是一场噩梦。”

在学校停课、政治斗争日益激烈那年,沈晓克(音译)17岁。

沈晓克说:“学生们之间比,你革命,我比你还革命。有些人不敢打人,但碰到一些情况,一下子就出手打人了。”

在批斗会上,沈晓克看到很多同学揭发批判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教师。两位校长不堪迫害而自杀。沈晓克说,其实所有被批斗的教师都是无辜的:“我看这些领导都是好人,活不能活,几乎是死不能死,就这样过日子,挨打,受骂,受羞辱。虽然这里没我,我没打过他们,骂过他们,但我心里总是耿耿于怀。”

2010年,沈晓克决定直面这段痛苦的记忆,他以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名义给陈碧老师写了一封道歉信。

他说:“那是一种过失,从过失出发,我觉得应该给他们道歉。”

*“红卫兵”寻求救赎*

自那以来,其他当年被称为红卫兵的学生领袖们也站出来表示了悔意。

今年早些时候,香港凤凰卫视难得地播出了一次有关文革的谈话节目。在节目中,张红兵(音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并请求原谅。

1970年,张是一名激进的红卫兵,他指责自己的母亲在家里谈论毛泽东时使用了污蔑性的语言。

警察当着张红兵的面殴打和逮捕了他的母亲。几个月后,他的母亲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处决。

李斌曾经是一份红卫兵报纸的艺术指导。他告诉《南方周末》说,他认为自己也应当对文革中的混乱承担责任:“我画了好多革命宣传画,我成了一架鼓吹暴力的机器。”

芝加哥大学教授王友琴记录了文革期间的各种罪行,并采访了数百名暴力活动的目击者。

她说,尽管回忆那些极端残酷的场面令人难以忍受,但接受她采访的人都希望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以避免历史重演。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公开谈论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但政府对回顾这段历史缺乏兴趣。

毛泽东去世后的一次公开审判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四人帮头上,然后宣布文革是一个错误。1980年代初,邓小平对毛泽东作出了他的著名评价,说毛泽东是7分功劳,三分错误。

近年来,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批评毛和毛的领导可能会危及共产党的合法性。

*文革仍是禁谈话题*

尽管中国媒体发表了一些有关文革的个人回忆,但对那个时期更深入的反思基本上仍不可行。

王友琴教授把她对文革受害者的采访以及多年来收集的相关文件贴在她的网页上,但她的网页在中国遭到屏蔽。

今年4月,前红卫兵王克明(音译)编辑完成了由32名前红卫兵撰写的文章,这本书的题目是《我们忏悔》。

王克明告诉媒体说,他想出版这本书,但努力失败。出版社说:“还不到出这种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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