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体制内开明派的中共高层智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近期获准辞职，重返北京大学执教。有分析表示，俞可平作为与胡锦涛、习近平等高层关系密切的体制内自由派政治学者，从最具象征意义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辞职，与体制切割，值得外界关注。
据财新网等报道，2001年42岁时就成为副部级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10月28日在中国深化改革理论研讨会上透露，经多次申请，已获准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重返北大，担任新组建的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并兼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1987年获北大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在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1990年代初，进入中央编译局。
俞可平对媒体表示，一直希望能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已经做了14年的副局长，应当带头“能上能下”，未来将转移研究重心，从现实政治转向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中国政治史。
俞可平曾被视为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理论智囊，力主在党内推动可控的渐进民主改革，2006年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曾被视为中共推进政治改革的重要信号。近两年，他还发表过《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协商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公共成果》等民主相关文章。
俞可平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尤其在政府治理和善治领域，是公认的权威学者。俞可平的代表作《增量民主与善治》提出，民主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可裹足不前，应一点一点向前拱进。他认为，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
俞可平在中央编译局任职期间，屡次发表敏感言论。他1990年发表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称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口不语。俞可平还曾公开表示，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评价幸福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最危险的不是“贪钱腐败”，而是“特权腐败”等。
经历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位总书记，据报，俞可平参与了很多“中央的重大决策调研”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2008年提出的“反贪腐”是现阶段最重要政治工作，都有俞可平的影子。
俞可平曾在倒薄等政治事件上替胡温发声。习近平上台后，俞可平也多次发表挺习言论。中共党刊求是杂志2014年4月16日刊登俞可平的署名文章《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触及习近平的“中国梦”，称“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难圆复兴中华的中国梦”。
有分析认为，俞可平去职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换上自己新的政治智囊。而俞可平离职的时间点敏感，不仅处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正值近期中国从民间到高层就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话题展开辩论之际，因此引发外界关注。
中国知名宪政学者、新京报评论员陈永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俞可平的个人角度看，他在体制内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是和体制做切割，因为他留在体制内也是处于踩钢丝绳的情况，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可能。
他说：“我倒觉得他有跟体制切割的意思。他们这一代学者基本上已经有了宪政的意思了，但是他生活在体制内，要按照体制的一些限制来表达，是属于踩钢丝绳的那种架势。他在体制内，对他个人来说，升迁已经到顶了。想利用体制给他的空间来做例如推进宪政的事业，对他来说，路径也应该是绝了。对他们，俞可平来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的困境，不能再自我欺骗，再做白日梦。”
担任宪政论衡网站长的陈永苗表示，俞可平回到学术界这个进可进、退可退的环境，只是转换一个轨道，未来局势需要，他仍可以站出来发挥效力。
陈永苗说：“他处在北大这个位置，他自己还可以再跳出来，以另外的方式推进中国的宪政建设吧。我看了他的采访，还是有这层意思的。这学界就相当于这些进入政界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跳板，进可进、退可退。将来如果说有时代的变化了，大局势变化了以后，他还能从北大跳出来。”
据报道，俞可平表示，他申请辞职起码有3、4年了，一直希望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这显示，俞可平在胡锦涛任内末期提出辞职。但后来，前编译局局长衣俊卿2012年12月陷入与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后常艳的性丑闻而被免职，新局长上任需要配合工作一段时间。据悉，衣俊卿曾向常艳提到被视为改革派先锋的俞可平，并指“俞可平的所谓改革是治标不治本”。
俞可平担任编译局副局长期间，还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同时也兼任北大、清华、人大等学府的教授或研究员。有分析说，俞可平这次也完全可以在保留编译局副局长职位的同时到北大兼职，不过他还是选择彻底辞去官职，全心投入学术。
成立于1942年的中央编译局是典型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中共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