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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3:42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何清涟: 埃及制度变迁中的“结构锁定” - 阿拉伯之春三周年回顾(2)


2013年2月8日开罗解放广场上埃及抗议者呼喊反政府口号。

2013年2月8日开罗解放广场上埃及抗议者呼喊反政府口号。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埃及革命三周年大庆的参加者,很大一部分是当年庆祝穆巴拉克军政府倒台的革命青年。塞西元帅在未来的选举中当选埃及总统似乎毫无疑义,军政府当家已经隐然成形。埃及青年希望通过革命一揽子解决的问题,除了穆斯林兄弟会再次被枪炮逼回地下状态之外,政权还是军政府,失业问题比革命前更严重,经济困境更甚于革命前。

用路径依赖学说来解释,就是埃及进入了制度锁定状态。

*埃及军方离权力最近*

埃及军政府轮回转世,其实是埃及政治势力结构所决定。2011年1月31日,我在《埃及政治局势的“场景想定”》一文中指出,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军方手握最大的政治砝码,离权力的距离最近;其次则是成立于1928年、存在80多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其社会基础广泛,选举政治中具有优势。

事实的演化确实如此。作为革命主体的埃及青年,革命中的临时聚合并非有效的组织资源,选举政治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与竞选经费几乎为零。在革命中崭露头角的青年领袖,包括2013年4月底发动“反抗”运动的巴德尔(Mahmoud Badr),非常年轻(22到30岁之间),他们的最大实力是能够发动民众,并导引民气促进政治改变;最大弱点是,他们无法将街头运动转型成长久的组织。他们拥有的临时性政治团体,欠缺明确的政治规划,“只知道不要什么,却不知道要什么”。这种团体过去在埃及2012年的大选中无法胜选,今后更不是军方候选人塞西元帅的对手。在可预见到的未来,埃及革命青年没有办法由“扔石头的人”变身为职业政治家。

这一切固然与青年人长于街头运动、短于选举政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其结果之一是“结构锁定”,革命前埃及的政治势力结构决定了军方离权力最近,也最容易在适当的时候攫取政权。

*“人民选择了塞西将军”的渊源*

1月下旬,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表示,支持军队最高统帅塞西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理由是“必须遵循人民对塞西将军的信任。这是人民自由的选择”。为了让这位未来的埃及总统更具夺目光彩,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宣布授予其“元帅”军衔。

考诸埃及政治,“人民选择了塞西将军”这句话并非全是宣传用语, 这一“人民选择”形式上是去年埃及街头运动的诉求,实质上是埃及军方拥有的政治控制实力。

1952年纳赛尔革命后,埃及军方自命为“埃及人自由的守护者”,一直是主导埃及政坛的隐形力量。与它国军队不同,埃及军队除了每年能从美国得到1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之外,本身更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收入。埃及军队办企业这一传统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埃战争结束之后。根据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的资料,当时埃及军队数量是敌方以色列的5倍之多。 战争结束后,大量退役的年轻男子无处可去,军队决定自己解决退役军人的生活问题,于是开始办企业,从此将商业触角伸至埃及的每个角落。这个军方商业帝国有多庞大?据维基解密提供的数据:军方在埃及建立了30多家工厂和公司,约占国家经济总量的15%到40%,为埃及提供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没有人能确知军方资产数量,但却确知一点:埃及人的衣食住行与军方企业息息相关。

埃及军队干政的传统形成于埃及国父纳赛尔时期。纳赛尔本人就是军人,直接领导了数次中东战争。此后的萨达特、穆巴拉克等无一不是军事强人,能有效控制军方,让军方成为其执政的后台力量。但在民众意志过于强大或领导人处于弱势之时,军方就会显示出独立的意志,2011年以来就是如此。

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军方掌握了埃及的实际控制权。由于军方对待示威者的克制态度,埃及的革命青年对军队非常信任,其时解放广场上“军民手拉手、心连心”的标语触目皆是。只是由于美国的压力,埃及军方才极不情愿地将最高权力移交给穆尔西。但实际上埃及军方只是暂时蛰伏,当民众的示威浪潮愈演愈烈并要求军方接管政权之时,埃及军方迅速抓住机会走上前台,并抓捕穆尔西,结束了短命的民选政府。

*埃及形成制度锁定的两大结构性力量*

埃及军方的整垮穆尔西除了审判时提到的政治理由之外,经济上的理由是穆尔西在其执政的短短一年内未能解决失业,经济持续恶化。据公开数据: 2011年革命前失业率为9%,2013年高达31%。在350万失业人口中,有72%在革命前有工作,有33%的人有大学文凭。

未来的塞西政府,能够为埃及人民同时带来面包、自由与社会正义吗?考察埃及的人口与资源,答案是很不乐观。

穆巴拉克1981年10月上台,2011年2月下台。在其执政的近30年期间,埃及人口由1981年的3,500万左右上升至2011年的9,100-9,300万人,其中一半处于24岁以下,约每6个月就增加100万人。

埃及的资源无法支撑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埃及国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但绝大部分均为酷热少雨的热带沙漠,90%的人口居住在宽约16公里的尼罗河谷及开罗以下的三角洲绿洲带(约为埃及国土总面积的1/30)。全国实际耕地5,000万亩,人均耕地仅为0.55亩(相当于中国人均耕地1.37亩的2/5),自产粮食只能勉强养活一半人口,因此,埃及每年需进口小麦900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之一。

穆巴拉克任期内曾大力发展埃及经济,因此埃及拥有较完整的工业和农业体系,但由于严峻的资源限制,服务业在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0%,其中旅游业收入占GDP的13%,吸纳就业人数400万,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4.6%。穆巴拉克下台后,由于革命后暴力冲突持续不断,外国游客和投资者望而却步,革命前的2010年,旅游业年收入125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1,480万人次,而2012年全年旅游收入仅90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仅1,050万人次。实际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5.1%下降为2011年的不到1%;革命前多达3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至2012年底缩水至135亿美元,仅能维持3个月的进口。同时,贸易逆差达创纪录的317亿美元。

自由不是免费的,除了革命中的流血之外,革命后经济萧条几乎是必然现象,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埃及的革命青年们却希望革命使一切都迅速变好,穆尔西政府因此百谤集身。

中国舆论认为,埃及的现状标志“华盛顿共识”的破产,这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突尼斯与埃及两国的革命与革命后的重建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路径依赖”理论: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就好象进入一种特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只能按照原有路径走下去。

我希望北京正确认识埃及经验,是出于以下考虑:埃及军方拥有的政治控制力、资源与人口面临的“马尔萨斯陷阱”,最后交织成“结构锁定”力量,使埃及在经历了三年的革命与动乱之后,又回到原处。中国的资源与人口同样面临“马尔萨斯陷阱”,如果今后当局者为了巩固权力之需,将军方培养成埃及军方这种持有武装的经济怪兽,中国将会成为埃及的难兄难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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