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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6:06 2016年12月04日星期日

何清涟:央视“认罪”到底羞辱谁?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为了政治恐吓,让陷入囹圄之人央视认罪,是北京从去年开始频频使用的无耻招术。最近迫使高瑜女士央视“认罪”,还试图将这种无耻做法施之于徐友渔先生,被其义正辞严地拒绝。看到这条消息,不由得为这位昔日的老朋友叫好,同时也想剖析一下,这种无耻招术到底羞辱了谁,对北京政权的命运来说预示了什么。

*羞辱国民的统治者必被抛弃*

中国历史悠久,兴亡治乱的经验不少。远的不说,就以明清两朝来说,教训最大者莫过于以下这条:朝廷摧残子民尤其是士子人格,最终到了朝廷生死存亡之际,朝廷必被臣民弃之如弊履。

中国自古以来,只要不是暴君昏君当道,都还懂得“士可杀而不可辱”之理,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及毛泽东这两位农民皇帝特别喜好羞辱士子,朱元璋将廷杖大臣设为制度,毛泽东两手并重,既贬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又对其施之以羞辱性的“思想改造”。

廷杖之刑据说始自隋文帝,元朝皇帝好用此法,但只有朱元璋将“廷杖”制度化,大臣一言触了龙鳞,无论其品行学问如何见重于当世,朱家皇帝都立马扒下裤子,在满朝文武面前公开行刑。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让遭受廷杖者承受极为残酷的肉刑之外,更在于羞辱士大夫,让受刑者承受一种锥心之痛:别太将自己当回事,朝廷用你,有如用条狗,服务得好,赏你一块骨头;敢跟皇上说什么逆耳忠言,让你颜面丧尽。对旁观者来说,当然是起“教育作用”。

中国士大夫既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仕途意识,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即使在视君道为天道的古代,孔子都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一说法稍晚被春秋战国时人豫让发挥为“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彼以众人待我,我以众人报之”,成为古代读书人均知的名句。

宋明两朝倾覆之时的历史,就是孔子“君礼臣忠”的诠释。南宋小朝廷被元军追杀,最后到了山穷水尽之时,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殉国者不知凡几;文天祥宁死不降,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明朝最后几年,股肱之臣多有投降者,比如洪承畴、吴三桂等人。崇祯最后煤山上吊时,随行者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太子朱慈烺连投奔外祖父周奎,都被拒之门外。几百年间,同样面临朝廷倾覆,为何宋朝大臣死于国事者多,而明朝却从至亲外戚至股肱大臣,纷纷投降做了贰臣?其中有一个原因不可不察,即两朝对待士大夫的不同态度。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尽管宋朝已经不象唐及以前那样礼尊士大夫,但比起明朝还是要优渥很多,比如宋太祖立下誓约,将“不诛大臣、言官”作为祖训立于太庙,当然更不会用廷杖这种方式恶毒羞辱士大夫。也因此,宋朝倾覆之际,多有殉国之臣;而明朝灭亡之际,且不说皇陵被掘、少有殉国者相随,就连落到农民军手中的朱家子孙,死得都特别悲惨,比如福王传说被做成“福禄汤”。

毛泽东的“思想改造”,其恶毒残忍更是超越了朱元璋。说起来虽然没有将人肉体消灭,但把诸多无辜之人流放至莽荒之地,让其为了最低限度的生存而苦苦挣扎求存,并被迫承认有罪的漫长“学习改造”过程,简直就是一种精神凌迟。对与一同革命的老战友,毛也极不人道,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的遭遇可作为佐证。毛泽东得到的报应是:他死后几十天,其妻侄尽入牢狱,而密室策划者就是他的大内总管汪东兴等亲信。

*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为寇雠*

能够被施以“央视认罪”者,在统治者眼中,当然还是“人物”,有社会声誉可毁之,对民众有教育意义可挖掘之。“文革”时枪杀林昭,政府居然还不忘向家属收取五分钱子弹费。如今先后让好几位中国人先后“央视认罪”,占用了黄金时段,居然没让“认罪者”交付那每分钟价值几万几十万的广告费,真要算是主子对国民施以“浩荡洪恩”了。

我一直在观察,这个在所有机构前均冠以“人民”二字的本朝政府,与人民究竟是何种关系。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国有三宝,曰土地,政事,人民”。古代思想家都懂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孟子除了著名的“民贵君轻论”之外,更是将君臣关系视为一种双向的义务责任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唐太宗李世民则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视为“舟水”关系,水可载舟,水可覆舟。历代王朝末年的农民反叛,基本上是统治者竭泽而渔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有个朝代,统治集团内部的君臣关系及其与人民的关系,均可与本朝相类比,那就是清朝。清朝始终严守满汉分际,视汉臣与汉人为家奴,认为天下就是八旗的天下,汉人只是缴纳赋税的供养者,汉臣只是为皇家及勋贵服务的高级奴隶。即使到了清末,这一观念一直未改,慈禧那句“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就是这一观念的表述。到了不得不准备立宪之时,成立的也是皇族内阁——这与本朝红二代认为中国是其父辈革命挣下的“红色江山”;在外援上很大方,对本国民众很吝啬都很相似。

清廷既是这样对待家奴,家奴们在心里也视朝廷为外人,于是孙中山借朱元璋北伐檄文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调动汉人的民族感情,参与推翻满清王朝的大业。

以上事例,是想说明,只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统治者就不会尊重被统治者(包括本统治集团的政治失败者)的人格、财产,想剥夺就随时剥夺;人格、财产本是人类立身之本,既然都可能随时被褫夺,被统治者除了在高压与利诱之下的顺从之外,内心也不会尊重统治集团的规章律令及一切说教。如今的中国统治集团,除了视土地为敛财之源以外,政事只剩下维稳与敛财;人民只剩下纳税功能。那些不能纳税的贫困人口,基本上被当作“负资产”看待;各种为了争取权利的反抗者(包括徐友渔等在家里私人聚会纪念六四)都成为“寻衅滋事”。其实,1989年“六四事件”,借助于当时外国记者的现场报导与各种录相,早已天下皆知,目前除了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内地之外,连特别行政区香港每年都在举办各种大规模纪念活动。这种情况下,北京当局强迫徐友渔“央视认罪”,除了自暴其愚其蛮之外,羞辱不了徐友渔,只能羞辱统治者自身,说明北京当局除了想掩盖这段根本无法掩盖的血腥历史之外,自绝于文明世界。

央视认罪,完全是北京因其脆弱而体制性防卫过当。徐友渔等人,在中国的批评者与异见者当中,是最温和的一派,近年与他共同参与各种活动的人,有段时期高调主张与党内改革派合作。如果中共当局连这种最温和的批评都不能容忍,对这种建设性批评人士都要施之以“央视认罪”这种羞辱,其下场如何,利比亚卡扎菲算是不远之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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