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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6:14 2016年12月09日星期五

何清涟: 中国海外矿产投资遭遇资源民族主义(1)


2015年10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访问英国,签下了数百亿美元的订单。图为习近平和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会面。(资料照片)

2015年10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访问英国,签下了数百亿美元的订单。图为习近平和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会面。(资料照片)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一篇《中国海外买矿失败率或高达95%》的文章在网上盛传,该文的主题是反思中企海外矿业并购为何基本失败,归纳的原因还是以前各种分析不断指出过的,例如收购前的调查工作不细致深入,在击鼓传花游戏里,中企大多充当接盘侠,接了盘后才发现收购的资产有大问题;收购后遇到国际市场发生变化,矿产资源价格大跌;中方为了管理方便,喜欢自带劳工,没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等等。但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即中国矿业投资失败的根本原因是遭遇了资源民族主义,却几乎只字未提。

国际国内因素催生中国资源外交

冷战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对外交战略重新定位,将外交定为大国外交、资源外交与周边外交三个层次。自此之后,中国开始收购非洲、拉美等地的资源矿产,将此称为“战略性投资”,最开始是零星收购,后来规模渐渐扩大,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

将这种类型的国家投资命名为“战略性投资”,是将其与只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投资区别开来,目标是解决中国在21世纪必将面临的资源短缺问题。在投资之前,中国当然也了解所谓矿产资源投资是个高资本、高风险、高度社会关注的三高风险行业。高资本是指投入大、资本回收期长,短期内不能盈利;高风险是指矿业易受投资所在国的政治局势影响;社会关注度高是因为矿产不可避免涉及国土主权与环境保护问题,极易引起与当地居民的利益摩擦。

对于投入大,中国政府不小气,做这种事关国家安全的事情,中国从来是举国体制。对于后两点,中国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想到。中国政府深知拉美与非洲地区的国家多是独裁政权、军人政权,以及不完善的民主政权,在投资环境评估上,基本属于最差的两个等级:投资环境较差或者恶劣的国家。但中国政府认为自己与这类国家的政权同属独裁者俱乐部,份属“兄弟”,一开始就采用与投资目标国政府拉关系结盟的中国特色手段,通过利益贿买让政府官员甚至独裁者为投资开绿灯,因此,在矿产开发权取得上并无太大的障碍。

但中国政府从自身对人民的控制力出发类推,高估了拉美与非洲地区的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力。这些国家的领导者有不少确实是独裁者与准独裁者,但有形式上的民主选举与各种权利NGO存在,媒体也有一定空间,因此这些国家的NGO与矿产所在地的人民,包括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与媒体,都对中国投资的这些矿产项目高度关注并批评。这两大地区反美反资本主义有悠久的传统,各自有一套成熟的理念,比如在非洲国家,中国的投资一直被看作掠夺非洲资源的“新殖民主义”,遭到强烈批评。在拉美国家,中国遭遇到的是“同宗兄弟”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

9·11事件”之后,全球民族主义复兴

近年来,由于中东北非地区政权更替,以及拉美地区政治的高度不稳定,中国方面已经明白,与一任独裁者的良好关系,在继任者眼中也许是负资产,为此正在筹思应对之策。但千思万虑,北京还是漏掉了一个重大因素未予考虑,那就是随着全球化的支离破碎,民族主义正在悄然复兴。除了中国自身在高唱“民族复兴”之歌以外,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例如中东国家的宗教民族主义(如伊斯兰教)、非洲拉美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都在复兴,其动员力与凝聚力比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强大 。

民族主义的复兴,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9·11”事件,其影响不在于纽约倒了一座世贸大厦,美国在经济和政治的安全感受到重挫,而在于这次事件拉开了第五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序幕,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与宗教元素形成合力,对国际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宗教民族主义”,其极端形式就是让西方国家头痛不已的ISIS。美国等国以为消灭了ISIS就万事大吉,但真正的问题是,ISIS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会随着ISIS的实体消亡而消亡,正如《黑暗帝国的死旗:ISIS意识形态研究》一文所说,西方那感人但脆弱的观点,即“你们有枪,我们有花”,根本无法对付ISIS:“事实上西方错了,ISIS最恐怖的不是他们的‘枪’,而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ISIS的宣传能力,是以往任何恐怖组织不能比拟的。即使西方联军能在肉体上消灭ISIS,也很难在思想上战胜黑暗帝国的蛊惑”,“因为实体政权对ISIS来讲毫无意义,ISIS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超越世俗,超越国家的。……宗教极端意识形态是ISIS的大地,互联网是ISIS的空气,政权之于ISIS,就像包装着游戏盘的包装壳,ISIS能够随时丢弃,然后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头,再度生根发芽”。

宗教民族主义让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烦恼不已,但让中国最头痛的还不是伊斯兰的宗教民族主义,因为那毕竟还只影响中国的新疆地区。真正成为中国心头大患的是非洲与拉美地区的资源民族主义。从中国方面来说,在拉美、非洲等资源国进行资源外交+投资,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如我在《中国“复兴”的软肋》(VOA,2012年12月11日)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资源对外高度依存是中国三大软肋之二,中国的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均达56%以上。在2015年,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已达65%,铜矿进口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0%。铝土、锰、铬铁、镍等矿产品对外依存均高达40%左右。这种对外高度依存必然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因此希望控制海外矿产资源的方式来保证供给,这就是中国不计代价,无论如何也要在拉美、非洲地区进行矿产投资的原因。试想想,“中华复兴”之梦的支点就是发展经济,发展经济需要资源的源源不断供给,那“资源民族主义”的要害就是反对中国在本国掠夺资源,如此一来,“中华复兴”岂不成了黄梁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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