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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7:14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

反华还是反共?印尼反省60年代大屠杀


印尼华人聚居城市之一“三宝垄”的唐人街。(美国之音朱诺拍摄,2016年3月6日)

印尼华人聚居城市之一“三宝垄”的唐人街。(美国之音朱诺拍摄,2016年3月6日)

4月18日到19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办了一场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会议的主办方是印尼总统顾问委员会和国家人权委员会,而会议的内容是对印尼1965到1966年间大屠杀进行讨论。一些印尼政府要员 —— 包括安全和政治事务部长、总检察长、司法部长等——以及学者、当年屠杀的受害者及家属都参加了这个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被认为是印尼政府直面历史、为寻求全国性和解迈出的第一步。不过,对于那场大屠杀的描述,中英文媒体有着明显的区别。很多中文媒体认为那是一场针对华人的种族清洗;而西方媒体则普遍认为,那是一场针对共产运动的杀戮。

简要回顾

上世纪60年代印尼大屠杀的背景正值全球冷战升级之际,而其导火索是印尼军队内部的一场军事政变。1965年9月30日夜里,“叛乱者”绑架并处死了军方的六位将领。几天之内,军队将领苏哈托指挥平定了这次“未遂的政变”,他也因此逐渐独揽国家大权,实行了其后长达30年的独裁统治。

苏哈托的政府将那次政变的策划者归咎于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印尼共产党。其时,印尼共产党号称有200多万党员,是仅次于中共、苏共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组织。随后,在印尼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长达半年之久的大清洗。根据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2012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这场大屠杀是由军队、宗教团体、地方民团实施的,遇害者人数没有官方的数据,不同的研究学者给出的数字从50万到200万人不等,另有数十万人遭到长期囚禁。

在苏哈托执政的30年中,这场“对人权严重侵犯”的大屠杀一直是极为敏感的话题,印尼官方对之讳莫如深,也不允许社会各界对其进行讨论。美国导演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于2012年和2014年先后拍摄了两部关于这场屠杀的纪录片 —— 《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和《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尽管两部影片都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极大反响,但摄制组的印尼工作人员和一些被采访的当事人都不得不以匿名身份出现在影片中。

华人受害者不到1%

长期以来,很多媒体将印尼这场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中叶的大屠杀定义为“反华”或“排华”事件,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媒体。一些西方媒体在将其定义为“反共”事件时,也有提及印尼华人是主要受害者。然而,对于受害者具体人数和细节的记录却并不多见。由于印尼政府长期以来对该事件信息的封锁,印尼本土的学者几乎没有关于这场屠杀的论著,倒是澳大利亚学者们长期追踪并深入实地调研,发表过一些权威性的报告。

2013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博士生杰茜·马尔文(Jess Melvin)在《当代东南亚事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不是种族清洗?1965—1966年发生在亚齐的反华暴力事件》(Why Not Genocide?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Aceh, 1965–1966)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描述了当年印尼华人的构成,以及发生在苏门答腊岛北部亚齐市和棉兰市(Medan)针对华人的暴力和驱赶事件。

文章中说,当年亚齐的华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是支持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另一派是支持北京政府的。不过,即使是亲北京人士,真正加入印尼共产党的人数也并不多。当年在亚齐的屠杀行为经历了三波高潮,第一波的受害者是印共的骨干人员;第二波是亲印共的组织和相关人士;第三波才是针对亲北京的华人社区。亚齐警方曾经对华人社区实施过保护措施,后来因穆斯林社区的暴力行为失控,才不得不将大批华人转移到省府棉兰市,并希望这些华人离开印尼避难。文章没有给出当地华人遇难者的具体人数,但提到了华人社区遭洗劫的后期,暴徒们已经不再区分华人是亲台还是亲中,整个事件已经彻底转化为对华人的暴力迫害。

另外两名澳大利亚学者罗伯特·克里布(Robert Cribb)和查尔斯·寇派尔(Charles A. Coppel)曾于2009年发表了题为《从来就不是种族清洗:对于1965—1966反华屠杀谜团的解释》(A genocide that never was: explaining the myth of anti-Chinese massacres in Indonesia, 1965–66)的论文。克里布曾经是澳大利亚媒体驻印尼的记者,寇派尔是历史学家,他对印尼华人的研究曾经集结成册,被认为是研究印尼华人的最权威著作。

克里布和寇派尔在论文中写道:那场屠杀的针对对象主要是印尼共产党党员和印尼共产党的同情者,受害者中绝大多数是爪哇族的阿班甘人(Abangan)。有别于原教旨穆斯林,阿班甘人虽然也是穆斯林,但在生活中也存在原始崇拜、甚至跨教崇拜,为极端穆斯林所不齿。阿班甘人多居住在农村,生活水平不高,对印共的理念多有认同。

作者在经过了多年的实地调研和暗访后得出结论,在整个屠杀事件中,印尼华人受害的人数在2000到5000之间(偏2000),不到总受害人数(以50万计算)的1%,低于印尼境内华人所占的比例(2.6%)。所以,不能将那场屠杀定义为“反华”事件。

为什么会有“反华”的说法?

寇派尔是“反华”一说的主要批评者,他曾经就印尼华人的问题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在《从来就不是种族清洗》一书中,作者认为,60年代的那场屠杀主要是针对印尼共产党的杀戮,极端穆斯林被煽动起来,对于推崇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者大开杀戒,而针对其他种族和宗教信仰者的杀戮只在小范围内发生。

作者认为,印尼华人加入印共的人数并不多(这点不同于马来西亚),印共的领导层没有一名华人。在那次事件前不久,印尼政府刚刚颁布了法令,不允许华人在农村经营小型商业,所以,大批华人已经在此之前搬到了城市。而屠杀主要发生在乡村。

那么,为什么“反华暴乱”的说法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越喊越响了呢?

寇派尔分析了可能的几个原因。首先,对于这种提法主要是从西方媒体开始。他认为,这些媒体中,很多都没有亲历那次事件,而是在后来的报道中以讹传讹,慢慢形成主流。其次,西方社会当时是苏哈托的支持者,很多媒体对于冷战时期印尼对共产党的清洗表示了支持。但是,当他们得知这场屠杀的受害者人数如此惊人时,这些媒体不能对自己曾经支持过的运动进行批评,便潜移默化地转移了屠杀事件的性质。将“反华”这样的种族清洗的作为话题,那些媒体可以回到道德制高点,尤其是在苏哈托后来的独裁与白色恐怖愈演愈烈时,西方媒体对其从支持转为批评,而“种族清洗”是一个普世的罪名,正好可以借用。

另外,寇派尔认为,在印尼的历史上,华人确实作为一个族群,遭受过多次歧视和迫害。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东南亚其他国家,而这些事件使得一些西方媒体形成了“脸谱化”的概念,认为几乎所有涉及到族裔之间冲突的事件,华人都必不可少地成为受害者。实际上,寇派尔考证,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暴力骚乱,也不是针对华人的,尽管有不少华人商店遭到抢劫。

实际上,在寇派尔的文章发表以后,西方媒体现在已经不再将那场大屠杀称为“反华”事件了,倒是中文媒体还在以这样的标题和内容进行报道。事实上,这样的误导无益于还原历史、帮助认清事件的真相,无益于印尼各民族之间的合理共处,即使对于印尼当地华人来说,也未见得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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