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美国《华盛顿邮报》社论版编辑弗雷德·海亚特（Fred Hiatt）11月17号发表题为《中国领导人通过控制媒体和学术界来塑造中国形象》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中国通过审查制度限制国人获取新闻和历史资讯，这已经众所周知了，让人觉得意外的是，中国政府正在多方位采取措施，试图限制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塑造起中国政府希望展现的正面国家形象。目前中国政府在学术、娱乐、新闻等领域多管齐下加以限制，中国能否因此在国际间树立正面形象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先生（以下简称韩）；另外一位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以下简称林），林教授通过电话从台湾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
以下就是这次节目的部分访谈实录：
主持人：海亚特的这篇文章特别谈到了您最近的一次签证被拒的经历，请您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林培瑞先生
林：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可以当成相声来说。本来是福建泉州想请一批外国学者到他们那里做宣传，他们跟北京的文化部联系，给我发了一封电邮，想请我。我说：请我吗？我在北京的黑名单上，拿不到签证。他说：请请请，没问题。后来我说我签证在哪里拿了呢？因为我人在台湾，台湾是拿不到签证的，要到香港去，可是我不愿意跑到香港去碰壁，到时候他们要是不给，我就白跑一趟。后来我就想把护照寄到华盛顿，我问说我可不可以把护照寄给你们。他们说欢迎欢迎，我们连签证费都先垫给你。我就寄了护照。不到24小时，他们写来电邮说不行。这很显然他们没有问安全部。这个黑名单是安全部控制的，文化部不知道。
不过这是小话题，大话题是象我这种长期拿不到签证的学者在我们的学界里相当有名，有一个很讨厌的名。年轻学者就看着我们，知道有这种危险，他们就自我审查，该说的话不说，该研究的问题不研究。这就引发了一个比较深、比较长期的问题，就是通过控制签证，中国官方让很多年轻学者（到了）不愿说出真话的地步。我有很多例子，可是我们没有时间说这些例子。每个月都至少有两三个年轻学者来问我：我怎样才能不落到你这个地步？
前几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年轻女学生跟我念中文，她申请到一个人权观察的暑期工作，她很高兴。后来过几天她听到黑名单的问题，她跑来问我：我还去做吗？我做人权观察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将来到中国啊？我说：人权观察是很正规的机构，到那里去不会有影响的。可是她退了，她辞了。很多这种例子。
主持人：据我了解，您从1996年就被列入拒绝入境的黑名单。原因是什么？您认为他们这样做合理吗？
林：他不说。这是多少年他跟中国老百姓用的法子，让你知道你做得不对，至于哪一点做得不对，那你自己考虑啦，反省反省。我间接地通过关系去问的时候，那回答的都是你自己明白。这就是普遍人的心理有一个很强很清楚的一个危险，可是很不清楚的一个界限。这个combination（结合）很厉害，因为我怕的话，我不知道怕到哪儿去，结果是哪一方面都怕，哪一方面都缩，这是他想达到的目标。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一些美国学者为了不上中国政府的黑名单，采取自我审查。这对中国民众了解中国会不会产生影响呢？
林：当然当然，有直接的影响，还有很大的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有些人不愿意上媒体回答问题。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历史系，研究中国历史，研究白莲教到洪秀全的农民起义的思想。后来法轮功的问题出来的时候，美国最大的晚间新闻PBS News Hour就找他：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他拒绝了，他不去，原因就是怕将来要进中国做研究的时候受影响。这种是直接的，但是最可怕的是间接的。间接的就是很多汉学家怕这种东西，他很小心地选择他的用词，比如他不提“台独”，“台独”是禁的，你说“海峡两岸”或者“台湾问题”；或者在教学生的时候，1949年的解放，就用这种字眼。在汉学家中，我们都理解这是一种说法。
刘晓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坐监，这事实太难堪。但是汉学家在公开（场合）他不提，分析很多问题就没有刘晓波。为什么呢？是他心里不明白吗？不是，他心里很明白，但是他怕，他要用错词，提问题提得不对，他的签证会有影响。这种影响相当大，相当要命。
主持人：韩先生，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外国媒体的控制，特别是通过拒绝入境这种方式的控制也日益明显。路透社的资深记者穆亦仁最近被拒发签证，去年半岛电视台记者陈嘉韵也被拒绝续发签证。从短期来说，中国政府可能可以限制西方媒体批评中国政府，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给中国造成的这种损害要远远大于目前的这种短期的利益。你是不是这样看？
韩：这个我完全赞同。最近我发现中共把国内维稳那一套搬到国际上来，就说加大了力度。尤其是819习近平讲话以后，很明显力度加大。习近平在讲话中很明确地表示，我们对西方的弊端、丑闻不能客气，不能留情。很明显，最近很多做法都围绕他这个来进行，这说明中国准备向西方发动一次媒体战。它整个的战略就是所谓大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之一。
很多美国媒体出于经济的考虑进行自我审查，很多大的报社、大的媒体想进入中国这个市场，首先面临的就是种种的审查问题。为了应对这种审查，不得不要进行自我审查，来打开中国市场，行销自己的产品。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一种国际作法。
以下就是这次节目的部分访谈实录：
主持人：海亚特的这篇文章特别谈到了您最近的一次签证被拒的经历，请您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林：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可以当成相声来说。本来是福建泉州想请一批外国学者到他们那里做宣传，他们跟北京的文化部联系，给我发了一封电邮，想请我。我说：请我吗？我在北京的黑名单上，拿不到签证。他说：请请请，没问题。后来我说我签证在哪里拿了呢？因为我人在台湾，台湾是拿不到签证的，要到香港去，可是我不愿意跑到香港去碰壁，到时候他们要是不给，我就白跑一趟。后来我就想把护照寄到华盛顿，我问说我可不可以把护照寄给你们。他们说欢迎欢迎，我们连签证费都先垫给你。我就寄了护照。不到24小时，他们写来电邮说不行。这很显然他们没有问安全部。这个黑名单是安全部控制的，文化部不知道。
不过这是小话题，大话题是象我这种长期拿不到签证的学者在我们的学界里相当有名，有一个很讨厌的名。年轻学者就看着我们，知道有这种危险，他们就自我审查，该说的话不说，该研究的问题不研究。这就引发了一个比较深、比较长期的问题，就是通过控制签证，中国官方让很多年轻学者（到了）不愿说出真话的地步。我有很多例子，可是我们没有时间说这些例子。每个月都至少有两三个年轻学者来问我：我怎样才能不落到你这个地步？
前几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年轻女学生跟我念中文，她申请到一个人权观察的暑期工作，她很高兴。后来过几天她听到黑名单的问题，她跑来问我：我还去做吗？我做人权观察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将来到中国啊？我说：人权观察是很正规的机构，到那里去不会有影响的。可是她退了，她辞了。很多这种例子。
主持人：据我了解，您从1996年就被列入拒绝入境的黑名单。原因是什么？您认为他们这样做合理吗？
林：他不说。这是多少年他跟中国老百姓用的法子，让你知道你做得不对，至于哪一点做得不对，那你自己考虑啦，反省反省。我间接地通过关系去问的时候，那回答的都是你自己明白。这就是普遍人的心理有一个很强很清楚的一个危险，可是很不清楚的一个界限。这个combination（结合）很厉害，因为我怕的话，我不知道怕到哪儿去，结果是哪一方面都怕，哪一方面都缩，这是他想达到的目标。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一些美国学者为了不上中国政府的黑名单，采取自我审查。这对中国民众了解中国会不会产生影响呢？
林：当然当然，有直接的影响，还有很大的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有些人不愿意上媒体回答问题。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历史系，研究中国历史，研究白莲教到洪秀全的农民起义的思想。后来法轮功的问题出来的时候，美国最大的晚间新闻PBS News Hour就找他：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他拒绝了，他不去，原因就是怕将来要进中国做研究的时候受影响。这种是直接的，但是最可怕的是间接的。间接的就是很多汉学家怕这种东西，他很小心地选择他的用词，比如他不提“台独”，“台独”是禁的，你说“海峡两岸”或者“台湾问题”；或者在教学生的时候，1949年的解放，就用这种字眼。在汉学家中，我们都理解这是一种说法。
刘晓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坐监，这事实太难堪。但是汉学家在公开（场合）他不提，分析很多问题就没有刘晓波。为什么呢？是他心里不明白吗？不是，他心里很明白，但是他怕，他要用错词，提问题提得不对，他的签证会有影响。这种影响相当大，相当要命。
主持人：韩先生，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外国媒体的控制，特别是通过拒绝入境这种方式的控制也日益明显。路透社的资深记者穆亦仁最近被拒发签证，去年半岛电视台记者陈嘉韵也被拒绝续发签证。从短期来说，中国政府可能可以限制西方媒体批评中国政府，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给中国造成的这种损害要远远大于目前的这种短期的利益。你是不是这样看？
韩：这个我完全赞同。最近我发现中共把国内维稳那一套搬到国际上来，就说加大了力度。尤其是819习近平讲话以后，很明显力度加大。习近平在讲话中很明确地表示，我们对西方的弊端、丑闻不能客气，不能留情。很明显，最近很多做法都围绕他这个来进行，这说明中国准备向西方发动一次媒体战。它整个的战略就是所谓大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之一。
很多美国媒体出于经济的考虑进行自我审查，很多大的报社、大的媒体想进入中国这个市场，首先面临的就是种种的审查问题。为了应对这种审查，不得不要进行自我审查，来打开中国市场，行销自己的产品。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一种国际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