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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1:19 2016年12月10日星期六

习近平为打压异见寻求法律依据


在中国人大会议期间,便衣警察在人大会堂外面放置栅栏(2015年4月4日)

在中国人大会议期间,便衣警察在人大会堂外面放置栅栏(2015年4月4日)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至今,从反腐打虎到对民间言论的钳制,其手段都较前任更强硬。但从最近有关中国国家安全法草案增加有关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条款可以看出,这位数十年来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在逐步通过立法使其旨在巩固中共统治而采取的打压异见的手段合法化。

据中国官媒报道,星期一(4月20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作二次审议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中增加了一些“重要领域”的安全条款,而其中关于文化安全所增条款引发关注。

所谓文化安全中的新增条款,根据新华社20日的报道,是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宣传”及“防范和抵御不良文化的渗透”的规定。但报道没有对此作进一步说明。

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已经有广泛立法,但目前尚不清楚新的安全法将如何巩固此前已经存在并实施的法律。

习近平上任后,高层在各个领域成立了“委员会”,因而也有人将其任内的施政方式称作“小组治国”。习近平则无一例外地亲自掌管各个“委员会”,其中包括2013年11月13日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个既非“国家机构”也不是“政府部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认为是中共党内结合对外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的强力领导机关,其目的在于维稳。

而此次国家安全法二审法中增加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和防范不良文化的渗透等条款,其实与习近平在2013年的所谓“九号文件”中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

林和立(WILLY LAM)

林和立(WILLY LAM)

香港的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林和立对美国之音说:“所以为什么他在2013年传达‘九号文件’?就是说有七种东西不要讲,其中包括西方民主思想,也包括有关公民社会,有关西方的价值观等等。习近平认为这些会威胁到中共在中国的地位。”

林和立指出,习近平尤其关注大学学生和教授会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因而可以将这部国家安全法草案中增加上述条款理解为习近平希望进一步控制中国国民,尤其是年轻人思想的一个手段。

过去一年,习近平政权加强了对中国高校在思想领域的控制,通过诸如辽宁日报调查报告,以及对一些高校知名教授点名批评等方式,在高校造成寒蝉效应。

中国当局逮捕的5位反性骚扰活动人士:25岁的李婷婷、26岁的韦婷婷、32岁的王曼、25岁的郑楚然和30岁的武嵘嵘

中国当局逮捕的5位反性骚扰活动人士:25岁的李婷婷、26岁的韦婷婷、32岁的王曼、25岁的郑楚然和30岁的武嵘嵘

而近期针对非政府机构(NGO)的压制,也被认为是习近平政府防范“西方势力”渗透所采取的举措。外界普遍认为,当局之所以会下重手打压看似并未危及其政权的“女权五姐妹”,其针对的实际上是非政府组织(NGO),尤其是当局认为与外部有勾结的NGO。

为促成“女权五姐妹”获释而呼吁的北京非政府组织益仁平中心,被当局特别点名,其共同创始人陆军的办公室也遭到当局的查抄。“女权五姐妹”被当局允许保外就医后,陆军通过电话连线在美国之音VOA卫视谈话节目“时事大家谈”中,对当局称其组织从事非法活动作出回应时说,他们之所以对“五姐妹”的获释发出呼吁,是因为被当局以非常手段关押的五名女权活动人士所从事的反性别歧视的行动是与该组织的宗旨一致的。

中国古训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说。此外,在如今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下,要像在文革时期那样对国民思想加以控制看起来并非明智之举。

香港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说,中国每年大约有一亿人出国旅游,他们在国外接触到的普世价值和西方文化是北京控制不了的,因而其加紧以非常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从长期讲能否奏效还难以预料,甚至会在高校遭遇反弹。

林和立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在国家安全法中增加意识形态方面的条款,其目的是为钳制异见提供法律依据。他说:

“从国家安全法立法的角度来讲,他主要是需要有一个法律的手段,比如说,他发现有异见人士或者大学教授在传播一些当权者认为是在反社会主义,反中宣部的教条的话,他会有法律的武器,有法律的手段去控制那些他们认为是宣扬普世价值的人。”

而这种为控制异见制定法律依据的做法,与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中高调提出的“依法治国”看起来也是步调一致的。

人大常委会通常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而新的立法通常会在三审后得以通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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