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毅是1989年6月4日下午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被抓的。
“6月3号晚上、6月4号凌晨北京开了枪，武汉这边立马就知道了，武汉也是沸腾了，大家又全部上了街，” 张毅回忆说。
31年后，被捕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下午大概5点多钟的时候，我从黄鹤楼楼下的铁路上往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头堡走，突然就围上来一群人，把我夹在中间，……几个人把我一架，嘴一蒙地就把我塞到车上。当时的场景就跟抓间谍一样。”
1989年，民众示威不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也蔓延到中国60多个城市，武汉是其中之一。
那年，张毅24岁，头发乌黑，目光坚定，他是武汉市自来水公司的一名电工， 刚刚读完武汉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法学院的课程。
“学法律的人都有一种家国情怀，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希望一切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张毅说。“所以我参与了反官倒、反腐败的（89民运），因为腐败和官倒和法治是格格不入的。”
和北京及中国各地的示威一样，武汉的民众抗议也被政府镇压。
1989年6月14日的《武汉晚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邓小平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的张毅“锒铛入狱”的消息被刊发在一个角落。
报道说，5月4日下午，张毅冒充学生，参加在省政府门前的静坐、演讲、游行等活动，发表煽动性演讲，导致交通被封堵。他还多次鼓动人群拦堵京广线。报道引述他的话说：“铁路堵三天，全国经济就会瘫痪”。
张毅至今保留着这张泛黄的报纸，那是家人去探监时夹在衣服里偷偷带给他的。监狱的狱霸发现了，用烟头把报纸烧了一个洞。
因为参与“六四”，张毅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判刑两年。
“当时是刑讯逼供，要我交代同伙。从看守所到最后服刑的地方，他们都打了招呼的。我当年（被打得）最狠的时候，前胸后背都是紫的，头肿这么大，”他用手比划着一个大了一圈的脑袋，又说，“把我两个耳朵重度地打残了。我现在是一级残疾。”
在那个“六四”不能被提及的国度里，张毅年年纪念“六四”，坚持公民维权。2013年习近平上任后，他被当局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喝茶、短期拘押成了家常便饭。
“国保正面接触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家根红苗正，你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张毅告诉美国之音。
“我爷爷解放前就是地下党，我父亲14岁参加革命，”他说，“其实在这之前，我也是一个爱党爱国的热血青年，因为经历了89， 活生生就被他们逼成了一个反对派。”
2019年底，冠状病毒在武汉出现后不久，张毅和志愿者们成立了“武汉互助共济会”微信群，协调救助工作。封城期间，他不顾警方训诫，多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1月23日，武汉封城第一天，张毅说： “ 这个国家完全乱套了。官员们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我们都是韭菜。”
3月3日， 武汉市民还在围城中煎熬时，对于疫情负有不可推卸之责的中国政府推出《大国战疫》。“我们要送给他三个字，不要脸，”张毅说，“他应该在书的后面，附上几千死亡者的名单，这样才是大国担当。”
3月10日，疫情暴发40多天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首度视察武汉，通过视频隔空慰问火神山医院的医护人员。“他这是千呼万唤才出来表演一下，”张毅说，“他表演他的，我们就是要活命的。”
在张毅看来，今天的中国与1989年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官民矛盾越来越严重，言论钳制却比那时还要严重。
“现在基本上又回到文革初期了，党政不分，党领导一切，”他说。
不过，对于中国的未来，他却抱着异乎寻常的乐观。他相信，这次疫情就像前苏联那场危害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一样，一定会让国际社会有所警示，也会让中国内部更多有胆识，有家国情怀的人出来发声。
“当我们都不怕的时候，就该他们颤抖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