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底的一天，澳大利亚珀斯的移民拘留中心，梁海斌手举白纸声援北京严苛的“清零”政策在中国各地引爆的“白纸革命”。从2020年7月“润”到澳洲，他已经在这里被关押了两年多。
推特上颇具影响力的“大翻译运动”突遭冻结一天后被解封。成员推测背后是中国网军、粉红的举报。这场自3月在互联网上兴起的草根运动一直受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抹黑和攻击。“几乎每天都有人在举报我们，他们一直在骂我们，这可能也是躲不掉的一个结果吧，”一位匿名成员对美国之音说。
“和电影里日本鬼子的炮楼是一样的，圆圆的，上面站着一个武警”，这是前八九学生唐恺记忆里的秦城监狱。六四镇压后，他和数百名运动参与者被囚禁在这座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监狱。一墙之隔关着毛夫人江青。9个月后他被放了出来。警察警告他：像狗一样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做人。我们随时会把你抓回来。
“人民大会堂几个大门咣的一声打开，冲下一批部队。一批冲到纪念碑前围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枪对着我们这些学生；还有一批到了广场中赶人。赶不走的人，我看到解放军砰的一声一梭子弹，那个人就趴在地上了。你说广场有没有死人？我相信肯定有死人。”
很多年后，唐恺都会做同一个噩梦。那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击的场景。
在洛杉矶的华裔电影人路易斯·刘把自己参加当地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集会的照片发到微博，累计了340万次点阅和2万次点赞后，这条微博被封杀，他的账号被禁言30天。
最后一支靴子终于落了下来。 被墙内全网封杀的消息流传了一些日子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退休副教授周孝正星期二（12月28日）收到被校方正式开除的口头通知。他成为因批评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而受到惩罚的知识分子中的最新一例。
你突然失去了阳光，失去了空间，失去了任何人际交流，就在一个三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一盏灯陪着你。我认真看了几十遍甚至上百遍通过绝杀斗争换来的《毛泽东选集》，在学习和痛苦的思考中间，从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
指导员说，我不管你来的啥病号，你要记住一点，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当时就把我愣住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党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高于你的生命。那时我就知道这个党有多邪恶了，有一种恐惧感了。
从一开始懵懵懂懂的，到乌坎的时候觉得很不忿，到后来做很多报道，包括薄熙来事件、对NGO的打压、最后是709，我意识到这个国家机器它本身，它的目的就是要方方面面地控制和压制社会的活力和它的民主精神、民主尝试和抗争意向。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前驻中国记者比尔·博图斯（Bill Birtles）的2020年过得如同一场风暴：七名中国国家安全警察的午夜造访，120小时的“人质外交”，惊心动魄的紧急撤离。五年的驻华记者生涯戛然而止。“我安全回家，但是我认识的几个记者，他们被驱逐了。”
31年前北京城那个溽热的夏夜，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军人血腥镇压了中国1949年后历时最长的政治示威活动。31年后，89亲历者和90后青年希望“六四”的时代能精神薪火相传。
“我爷爷解放前就是地下党，我父亲14岁参加革命，”张毅说，“其实在这之前，我也是一个爱党爱国的热血青年，因为经历了89， 活生生就被他们逼成了一个反对派。”
德瑞可出生在1998年，在美国读国际关系专业。“坦克人”的照片曾出现在课堂上。周围的美国同学，包括那些在他看来和89“八竿子打不着”的国际生都知道“坦克人”，唯有中国学生一脸茫然。
回望31年前那场运动，周锋锁最难忘的是广场上自由的滋味。“这个在中国是至为珍贵的，” 他说。“第一次，那么大规模的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不是某一个人，某一群人，而是大多数人是希望民主自由的，想拥抱梦想，这是唯一的一次，49年以后没有的。”
51岁的武汉居民杨元运一声不响地离家出走了。 他给妻子写下最后的留言：“我走了，不能陪你到老了，无处可逃。”几天后，人们在路边发现了他的尸体。武汉封城一个月之时，美国之音联络了这座孤城中的普通人。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里，他们渺小如尘埃，我们希望记录“尘埃们”的声音。
香港旺角，入夜后，楼宇林立的西洋菜街上霓虹灯闪烁，鳞次栉比的店铺，光怪陆离的广告牌，打扮时髦的年轻人匆匆走过，少有人留意街头一个衣着质朴的老人。他叫吴本笃，83岁。2014年11月底雨伞运动清场后，他每晚出现在这里，风雨无阻，迄今已经1800多天。
自今年六月以来，上百万的香港民众走上街头，高呼"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解散警队、刻不容缓"等口号。从香港惩教署退休的钱宝芬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钱宝芬自雨伞运动起一直坚持在街头抗议，从旺角到港岛都有她的足迹。几年来她亲眼见证香港警察的转变。#香港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表示，美国与几百万和平示威的香港民众站在一起，他敦促中国政府继续保持克制，同时呼吁港人坚持非暴力路线。
香港政府实施禁蒙面法，虽然官方表示从事专业或受雇工作，为个人人身安全理由，记者可以获豁免，但随后仍然发生记者被粗暴对待，强行拽下防毒面罩等事件，继续引发人们对记者的安全、禁蒙面法对媒体的影响等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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