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西方学者说，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精英阶层力促国家改善环境污染，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国是否也会出现这种局面？有中国非政府组织人士认为，当局以维稳为由，继续打压他们在环境等社会问题上的诉求。不过，也有迹象显示，外国专家期待的一些改革正在中国实行。
自由撰稿记者柴静《穹顶之下》的环境议题记录片引起国际学者思考。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管理经济学和决策学教授尼可拉·佩尔西科（Nicola Persico）撰文指出，在解决环境污染的斗争中，英国的历史也许对中国有某种启示。
佩尔西科最近在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英国工业革命孕育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1830年至1884年“改革时代”结束时，英国家庭男性户主获得选举权，国家民主化“和谐进行”，马克思阶级斗争预言没能实现。佩尔西科说，这段历史同当时关注环境和健康问题的英国城市精英的支持和推动有关，因为他们和广大平民一样，受伤寒和霍乱等环境疾病的严重影响。
佩尔西科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社会目前也存在这样一批人。他说， “显而易见，中国社会精英十年来显著地积累了大量财富，也为整个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是，他们面临着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问题：污染，交通等公共服务不足，清洁空气和饮用水，等等。这些问题影响富人和穷人的程度大致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精英和贵族统治阶层很有可能共同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管理办法。”
这位美国学者表示，19世纪的英国和21世纪中国之间，存在社会和政治异同。当年英国议会有“强大独立”的选举制度，而中国目前是一党独裁，国家没有民主架构。不过，他同时指出：“19世纪英国社会精英和当下中国精英之间存在差异，但是也存在社会结构上的相同之处。例如，就财富分布不平等而言，两国情况相差无几。以基尼系数为标准，两国的基尼系数都是0.5左右，这说明两国财富分布不等的情况很相近。两国精英不同之处在于对政治的影响力，相比今天中国的社会精英，19世纪英国精英阶层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更强，更充分。”
他说，中国的发展正在结束比较容易的“追赶”阶段，环境和健康挑战异常突出。为此，政府管理方式必须“逐步改变”。在这个问题上，今天的中国和19世纪英国统治者面临同样挑战。在政府政策方面，两国都可能要求下级政府官员对环境等公众议题更加负责。例如，中国中央政府可以进一步向地方放权，或者，不放权力，而是将环境指标作为省市长升迁条件。他还说，信息时代的中国社会民间力量的沟通和交流能力，是当年英国无法想象的。
中国有无类似英国当年的社会精英阶层？中国网上“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确包含这一讨论，但是各方说法莫衷一是。有的将社会精英同中国语境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官二代”、“富二代”联系起来；网上“涅磐者”撰文，将中国精英、官员和企业名流统称为“权贵资本主义”。
陆军是设在北京的非政府组织“益仁平中心”的法人代表。谈到当前中国民间组织和社会舆论对政府政策影响力问题时，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在一个正常的国家，NGO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尤其是在环保这类民生议题上。但是在中国特别是最近几年，政府对NGO非常紧张和警惕，而且加大了监控力度，从去年秋天开始，开展了针对NGO的打压运动，导致很多NGO被搜查和关门，很多NGO的人遭抓捕。这种情况下，指望NGO工作上大胆，高效，恐怕是不太现实的。”
针对佩尔西科教授有关社会精英可以利用环境议题推动社会改革的可能性，陆军表示：“尤其是对从事环境问题的NGO，应该说，它和地方当局以及既得利益者有利益冲突，会触及到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利益集团因此很可能借助目前当局对NGO的打压力度，对NGO进行限制和打击报复。”
陆军说， 3月24日凌晨， 20多名身穿警服的人抓走了益仁平中心的一位同事，然后进入中心所在的中盛大厦，撬锁搜查了4、5个小时，抄走很多文件。另外，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中国三个不同城市的5位女权活动人士因计划进行“公交车反性骚扰”活动，被当局以“寻衅滋事”为由刑事拘留。
但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尝试官员升迁与环保业绩挂钩机制改革。《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四期刊载孙伟增等人的文章说，环保考核已经和地方官员晋升与环境治理挂钩。2004—2009年中国86个重点城市经验显示，过去官员追求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晋升激励指标，现在，中央对地方官员新的考核机制正在发挥“正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