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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2:36 2016年12月11日星期日

中国官员问责制 高举轻落非议多


中国官方《新华社》的网站刊登了一篇时事评论员文章,对官员问责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强调要摆脱“高举轻落”的中国式问责。

*政令不出长乐市委办公楼?*

新华网星期五针对1月底福建长乐发生的重大火灾刊登了一篇时事评论员文章,文章转载《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长乐市委在火灾发生的第二天,即对出事酒吧所在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做出停职检查处理,但几天来,这名官员一直照常上班、开会。另外,市委建议有关部门停止消防、工商部门相关人员职务,但事故调查组负责人透露,他们至今尚未收到消防、工商部门的处理意见。

新华网的评论员文章指出,看上去严肃认真、雷厉风行的问责措施,在执行中却给人以不痛不痒、半真半假的感觉。

《中国青年报》报道说,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在发生火灾当天,即1月31号,就发出了通报,但是此前在福州市有关会议上被点名要问责的工商、消防部门现在却表示“谈不上要处理什么人”,或“等调查结论”。

*问责制度化和空话*

报道指出,经年累月,各个方面使劲地喊“问责当制度化”,官方也表示认可,但务实地看,不知将等到猴年马月。报道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一旦官员们学会、习惯、善于“假摔”了,“问责制”还有意义吗?

*假问责和真打压*

中国公民政监会发起人郭永丰指出,中国目前实行的官员问责制一般都是避重就轻。

“官员的问责一般都是走形式,走过场,不会问责根本的问题。如果真要打压,那是因为官员认为,某个人威胁到某个上级官员的位置或他本身的位置。这些人在问责的时候,可能就比较认真,比较彻底,也比较到位。否则,一般情况下,我认为,问责都是采取华而不实的做法。中国体制内的这种做法,无论是反腐败,还是问责,都是走过场,作样子,给老百姓看,中看不中用。”

但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指出,关键问题不在于立即处理被问责的官员,而在于把事实真相调查清楚后再问责。

“什么事情应该问责,什么事情与之有关系,是不是事情出来后,官员马上就要辞职,有些事情确实需要斟酌,比如说官员在岗位上的确失职了,大火发生后,把原来的官员换下来后,新的官员能不能马上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这是个问题。关键不在于马上把官员的职务免掉,而在于把事实搞清楚后,该问责的就问责。”

*问责制出现是进步*

中国第一份民间反腐报告的作者、深圳律师王荣利则指出,问责制的出现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仍需要把这个制度纳入法律的框架。

“问责制毕竟是属于党纪政纪的一部分内容,还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或层次。问责制在和法律的结合,配套及衔接这方面,可能不是太完善。但是,这都有一个过程,现在能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一个进步。”

王荣利指出,只有把道德约束,党纪政纪约束和法律约束密切地衔接起来,共同构成一个严密的预防腐败的放火墙,才能真正起到遏制和预防腐败的作用。王荣利表示,从历届中央领导层的官员的讲话来看,他们对反腐倡廉和预防腐败,还是有比较深入的认识的,但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制度、法律和政策,仍要很多工作要做。

*有法不依*

但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指出,中国并不是没有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的法律,公务员法和宪法都提出对玩忽职守的官员可以予以免职或刑事处罚。何兵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民主制度尚不完善,行政和执法部门的执法动力不足。

*打破官员铁饭碗*

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门洪华指出,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新界定,问责制已成为落实服务型政府和实现宏观目标的重要手段。

“问责制越来越成为衡量政府执政能力和政府获信于民的一个重要方式。我们的领导人,包括地方领导人明确意识到,中国过去被视为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官员好像拿的是铁饭碗,实际上,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已经逐步地从打破过去经济的铁饭碗,向政治上的铁饭碗开始出现一个大的变化。”

门洪华指出,虽然在问责制的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人们所说的“高举轻落”的问题,但这正代表了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希望把问责制落到实处。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年初举行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要强化责任意识,强调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坚强的保证。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取信于民就是要完善问责制,努力把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落到实处。

关键词:中国,官员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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