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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6:31 2016年12月04日星期日

地震周年重返灾区:家长的悲痛与无奈


汶川大地震过去一年了,可是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家长们仍然生活在悲痛之中,官方对质疑学校建筑质量的答复也令他们感到无奈。

王春喜是四川省绵竹市的一个普通农民。过去的一年对他来说真是祸不单行。女儿在地震中死了,妻子被送进精神病院,自己又在打工时摔断了腿。他只好躺在沙发上接受记者采访,可是刚一张口便泪流满面。

王春喜说:“咱女子在东汽念书,遇难了。(哭泣声)尸体都没收到。”

在汉旺镇东汽中学读书的女儿王登丽去世后,王春喜的妻子受到很大刺激。然而,导致她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是,她由于质疑学校建筑质量有问题而多次上访,遭到派出所拘押。

王春喜和他的侄女告诉记者:“原先找东汽,转了绵竹教育局去了,他都不理我们的事,门都进不到,感到也没闹事,把你往车上拉,弄到派出所又关起。”

侄女说:“她就感到孤立无援那种感觉,我感觉没人帮她,她真的是心理上造成太大的阴影。比如说去闹呀、去找呀,然后直接就拉派出所,就关起,关了几次啊!”

王春喜说:“女人家(哭泣声)...现在挪医院去了。”

在地震中丧女的姚云兵也曾和别人一起去政府讨说法,但是至今没有答复。

姚云兵说:“我们呢,跑到市政府,还有德阳那个东汽,不得给谈。有的他也说,他们也在调查之中,究竟看是不是危房。他们话肯定这样说的。但过后,也就不晓得。(记者:到现在有没有一个解释呀?)没得。”

儿子在地震中遇难以后,谢永赋也参加过几次请愿。他说,一想到那么多孩子在危房中丧生就感到很气愤。

谢永赋说:“我们那一次在教委看到那个死亡照片编的号,编的300多号。但是他们报的数字呢,报的200多号。(记者:为什么少呢?)不知道,只有他们才清楚。对死孩子的这些家长来说,一说起都很气愤。凡是跟我娃是朋友,凡是在那儿读书的,没有一个活出来。有时,一想起,就挺伤心,就想哭;但哭,哭不出来。”

谢永赋后来没有再跟着去请愿,因为单位领导告诉他“你不要去参加”。

许多家长响应政府的号召只生一个孩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家长都来自农村,他们为这唯一的孩子投入了很多资金和精力,也对孩子们寄托了很大希望。

谢永赋说:“我们农村要供一个小孩出来,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儿子)从读幼儿园开始就不是让大人操心的孩子。我说,‘你读到哪里,我供到哪里’。(他)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王春喜说:“(我)身体也一直不好,(还)供着一个女子念书。一个月挣了4百来块钱,她每个月都要得3百多。反正我不交冤枉钱,念出来你就念去,只要你考取,不管我弄啥子,把房子卖呀,我都得等你把书念出来。”

孩子们走了,留给亲人的是无尽的思念。王春喜和侄女回忆起王登丽的孝顺和节俭:“(侄女:她学习一直就好,又勤快。)礼拜天回来就洗衣服、煮饭。我们在外头做活,她就把饭给我们煮起。(侄女:农忙的时候帮忙割菜子、割麦子。)每次回来,把我们两个的衣裳,她都要洗完。她确实还是节约。(侄女:节约的很呀!你像吃饭,在那个学校里念书,她就买了大头菜,买一大袋,然后每天吃一点。真听话!)”

比王春喜幸运的是,姚云兵和谢永赋找到了孩子的遗体。姚云兵把女儿和同样在地震中死去的妻子埋葬在一起,墓地在一片庄稼地旁边,修得相当讲究。谢永赋则把儿子葬在住房附近,墓碑前摆着一盆儿子生前亲手栽下的君子兰。

尽管提起儿子,谢永赋仍然十分悲伤,但是他多少还能看到希望,因为妻子又怀孕了,预产期在7月份。

谢永赋说:“心头好像有个寄托。(她)怀了一个小孩了,我们这个环境(不好),她姐姐这两天把她接到绵阳去耍去了。”

谢永赋仍然住在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子里,新房子已基本盖好,造价在6万元左右,政府补助了1万6千元。令他烦心的是,刚盖好的房子竟然到处漏水。

王春喜已经搬进漂亮的新屋。虽然建房欠了将近7万元,但是国家给予他的抚恤金及保险金等加起来有10多万元,能补上欠款。

姚云兵的房屋震后基本完好,经过装修如同新房,他目前和再婚妻子生活在一起,只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心思。

姚云兵说:“啥都没做。地都没种。哪有那心思种地哟?我总觉得呀,就不得心思去做啥子。”

政府不再追究是否有“豆腐渣”工程存在,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建好新校舍上。新华社说,学校重建的标准是“8度抗震、9度设防”。

据报导,东汽中学新校舍每平方米的钢筋用量比一般建筑多30%。东汽校长周德祥说,“学校建得如碉堡般坚固。”

关键词:中国,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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