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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06:01 2016年10月01日星期六

何清涟:六四事件为何成为中国政治死结


1989年6月5日,有人在北京的长安街上阻拦坦克。据说他叫王维林

1989年6月5日,有人在北京的长安街上阻拦坦克。据说他叫王维林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1989年“六四”事件至今已历27年,每到这个日子,海外异议人士及香港民主人士都会呼吁“勿忘六四”。但如今事件依旧,对六四事件的态度则分裂成几派:一是平反派,要求北京当局为六四平反,承认镇压错误,纪念死者,安抚生者;二是清算派,认为北京政府不具备为六四平反的资格,并批判平反派将北京政府当作一个合法政权的错误认识,表示自己的决绝;三是香港出现了拒绝纪念六四屠杀的本土派青年,他们想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与中国大陆切断关系。

北京拒绝重新评价六四,当然是出于专制政权的政治逻辑。我用重新评价这四字,涵盖了从平反到承认历史罪错,与民更始这多个层次。

六四等历史事件的评价与中共的政治正确

中共政府至今仍坚持当年的结论,将与六四有关的一切列为政治禁区。西方国家政界对这次历史事件的评价仍然持谴责态度,区别在于每逢周年纪念日是否特意提及并加以谴责。与中国政府关系尚好时,六四周年时不会表态;关系不好时,则会用来敲打北京。北京对此装聋作哑。

中共不肯重新评价六四,最根本的原因是要守住自己的“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其实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无论是中共政府还是西方国家,都有自己要坚守的“政治正确”,其区别在于三点:

第一,民主国家与专制极权国家的政治正确内涵不同,民主国家的政治正确是主权在民,及坚守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理念的价值观。近20多年来西方左派对政治正确漫无边际的扩大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第二,社会主流对待“政治不正确”一方的态度与处置方式不同。中共的“政治正确”无民意基础,对待“政治不正确”的态度是思想钳制与暴力镇压,重则投诸监狱;西方国家政治长期向左转并有支持左倾观念的高福利制度做为基础,其政治正确有广泛的民意支持,通常媒体、数量众多的民众自觉奉行这套政治正确观念。例如美国2016年大选,作为社会主流的一方面甚至不惜采用一些踩边界的行动打击他们认为政治不正确的一方,包括身为总统的奥巴马也多次发言表达自己对共和党提名竞争者川普的不良观感;欧洲国家在难民危机发生之后,其政治主流以及媒体的表现(比如对事实的选择性失明,到造假新闻),警察执法过程中对右翼游行的打击,都是捍卫自己的“政治正确”。但政治不正确一方也有揭露并表达意见的自由,大致是踩边界可以,但犯法则不行,这与中共挟国家暴力机器之威力,将反对者赶尽杀绝有本质不同。

以上比较,可见政权性质不同,捍卫政治正确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中共统治史,是一部屡犯国家罪错的历史

中共坚守的“政治正确”,不仅指现实正确,还包含着历史正确,党从来不会犯错误;党的领导人即使犯了错,也无需问责,是三七开的问题,是主流与枝节的问题,得继续“伟大、光荣、正确”下去。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中共执政前的历史,是一部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史,几任总书记都被毛泽东斗垮;中共执政后,也是一部不断对人民犯罪的历史,从镇反三反五反的滥杀无辜,历经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再到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屠城,都是中共极力要掩盖、不让学界自由研究、不许民间自由反思的国家罪错。

所有这些罪错,只要承认其中一桩,就可能成为多米诺骨牌中那第一块倒下的牌。本国人民可能会开始追究其他的历史罪错。基于以上考虑,中共政府的判断是:一旦承认党与领袖也有犯错之时,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与执政地位就会动摇。任何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都可能导致全盘皆输。

现实中,炸药库越来越多

要说中共当局完全不考虑重新评价六四的事情,可能也不是事实,在胡温刚接掌国家权力之时,党内有人确实提过这种建议。但在政治高层精密的利益算计之后,认为时机不到,弄得不好,徒生事端,因此束之高阁。

我曾经说过,中共的改革从来就是危机推进型:经济形势好,认为发展就是硬道理,有了一张很漂亮的经济成绩单一美遮百丑,说明中国模式有效,无需改革。只要让国人奔小康,就不会在意统治集团曾经制造过什么国家罪错。经济形势不好,统治集团危机感增强,维稳就成了第一要务,任何有碍于政治稳定的事情都是冒险之举。

中国现任政治局常委王歧山曾向朋友及属下荐读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因为他对“托克维尔定律”有深刻的感悟: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之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在这种“改革是找死”的思维支配下,中共将继续维持专制而非走上民主化道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中共统治集团顺理成章的思路就是:形势不好,更需要维稳。

习近平统治时期的炸药库,只比胡温时期多,不比胡温时期少。胡温时期,虽然透支生态资源、放纵腐败、让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但好歹用四万亿救市计划,糊住经济高速增长这个纸灯笼交了班。习近平接手以来,虽然通过反腐扫除了内部政敌集团,通过打压外国势力资助的NGO清除了颜色革命隐患,但与其接任后的第一年相比,现在却多了好几个更要命的超级大炸药库。

其中两个炸药库,是由股市与楼市这两个央行超发货币的储水池变成。中国从2009年以来,成为世界第一大印钞机,全仗股市、楼市这两大储水池。股市经过2015年股灾,消灭了据说60万中产阶级,如今提振乏力;央行新增发的货币化作银行贷款,源源不断涌入楼市,引发了一轮“帝国红利”套现,再以投资之名外流,从而影响汇市稳定。

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并非是否愿意花钱买稳定的问题,而是有无足够的经济实力维持财政稳定的问题。财政稳定是一个政权稳定的生命线。中国的实体经济层面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外资持续撤离;国企当中不少产能过剩,失业现象严重。如果楼市、汇市、股市再出现问题,政府将在宏观层面失去经济稳定的最后一道屏障。

以上三方面因素,决定中共必须要死守自身的“政治正确”,让六四事件成为中国政治死结的主要原因。但是,历史不会按照统治集团的意愿书写,中国人等了27年没有等来的正义,在将来的某一天总会到来,虽然可能是一场迟到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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