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保持着“相当稳定”的合作，9月11日，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主席共和党委员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和民主党委员克里斯·斯莱文(Chris Slevin)这样告诉美国之音(VOA)。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9月24日在华盛顿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薛瑞福和斯莱文接受了VOA的专访，谈共和和民主两党对中国的态度、美中关系现状、美中在贸易和科技领域的竞争以及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各自对即将到来的峰会的期待。
薛瑞福和斯莱文7月18日在时隔七年后，与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对中国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展开正式实地考察访问，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两人也向VOA透露了此次实地考察中对中国的印象。薛瑞福说，他们在中国确实看到了“一些经济挑战和困难的迹象”，而斯莱文则表示，中国人对USCC国会年度报告中对中国经济描述“提出异议”。两人都表示，中国官员对习近平9月访美“充满信心”。
2001年 ，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国会成立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由12名成员组成，其中六名来自共和党，六名来自民主党，负责评估美中经贸关系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的影响。该机构每年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去年报告关注的重点包括美中先进技术竞争、供应链与新兴技术、美中太空领域的竞争以及中俄伊朝的合作等。
以下是这次专访的文字记录。出于清晰简洁的目的，文字略经过编辑。
“我们(在中国)也确实看到了一些经济挑战和困难的迹象”
VOA: 非常感谢。感谢薛瑞福委员和斯莱文委员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知道你们两位不久前从中国考察回来。所以我的问题是，你们在中国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从而改变了或挑战了你之前对中国的看法？
薛瑞福：我想，我们当时是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去的，委员会自2019年以来就没去过中国。当然，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会见一些到访华盛顿的人士，阅读了所有公开信息，但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是我们多年来第一次真正亲眼见到中国。有些人曾以个人身份或政府职务访问过中国，但作为委员会，我们已经七年没有去过了。所以，我想我们当时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去的，对即将看到的一切充满期待。
而且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中国官员表面上都很自信，他们对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峰会持积极态度，并对习近平9月份的访问充满信心。
但除了这种表面上的自信之外，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经济挑战和困难的迹象。我们在火车上经过了一些“鬼城”，我们与一些商界人士交谈，他们对经济增长预期和一些国家的情况感到担忧。所以，就成功与挑战而言，可谓喜忧参半。但你知道，最大的收获是委员会七年来首次得以访问中国，我们希望将此变成常态，最好是每年都去。
VOA：斯莱文委员，你也是一样的看法吗？
斯莱文：没错。正如薛瑞福委员所说的，我们抱着开放的心态，同时也有兴趣了解对委员会工作的反应。我们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对年度报告和提交给国会的建议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思考和深入研究。我们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反应。
我认为，对我们的工作看上去存在一些质疑。但我们希望能够深入实地，真正了解情况，探究问题的本质。这些特别的地方在我们与对话者的交流中总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阐述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时，他们提出了异议。
但对委员会而言，实地考察至关重要。我们很珍惜这次机会，正如薛瑞福委员所说，我们希望委员会能够更频繁地开展实地考察，使之成为常态。我同意，他们对双边关系，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双边关系确实展现出一种公开的自信和乐观。我认为，他们期待着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峰会。
中国人谈论的是“平等关系”，但行为却反映出一种“持续的竞争姿态”
VOA：亲身了解中国之后，您如何理解北京目前对美战略？您认为习近平主席希望从这段关系中获得什么？
薛瑞福：在我看来，他们似乎在将美国和中国描绘成两个地位平等的伟大国家，势均力敌。他们还表示，双方有机会建立一种能够共同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的关系。他们谈到了战略稳定的框架。美国会加上基于公平和互惠，但中国没有加。
但是，他们把这个框架当作一个基础，然后再继续构建别的，并认为真正的麻烦会来自可能制造麻烦的第三方，制造紧张局势或操纵美国，使其陷入与中国的问题中。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
我认为，自5月峰会以来，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实际行动的改变，尽管那次峰会的气氛很积极。经济活动方面，他们增加了新的监管负担；军事活动方面，他们积极胁迫台湾和菲律宾，这些都没有改变。所以，从表面上，他们谈论的是可能的平等关系，共同应对当今的巨大挑战。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他们的行为都反映出一种持续的竞争姿态。
VOA：斯莱文委员，你的看法呢？
斯莱文：我同意这种看法，即人们过于强调峰会本身以及会议本身就是进展。而我们真正关注的问题--比如峰会上具体讨论了哪些内容、对话的范围有多广--在这方面，我们能获取的信息相对较少。
我想说，就技术而言，我们在访问期间听到的是，中国对自身在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进展及其部署战略充满信心。而且，听起来中国有兴趣与美国探讨某种双边人工智能对话。
美中竞争“非常激烈”，“而且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VOA: 说到高科技领域的人工智能对话，我知道你们在中国就人工智能和先进技术进行了讨论，“坦诚的讨论”。那么，您如何看待目前美中关系？我之所以这么问，一些学者认为，美中正在积极开展一场技术经济、贸易战。你们认同这样的看法吗？
斯莱文：“可以先说说我的看法。我认为竞争非常激烈，而且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我认为委员会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解决一些问题，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可以使得美国的企业和员工处于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的一些因素。
我认为我们看到这种竞争更多地体现在供应链和技术领域，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方面。正如之前提到的，我们非常重视前沿人工智能。那么，如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竞争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发现，这并非一场线性竞争或竞赛，而是强调开源、人工智能和部署，以及真正地收集数据来推动创新。我认为这与美国过去几年在类似模型以及芯片、硬件和能源方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多年来，美国一直关注着类似的模型以及相关的芯片、硬件和能源。这是我们委员会一直关注的领域。
VOA：薛瑞福委员，你对此有何看法？
薛瑞福：我同意斯莱文委员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您查看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正如斯莱文委员所提及和引用的，我们一直坚持认为，我们处于长期的战略竞争之中。
如今，这种竞争几乎渗透到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包括技术发展和创新相关领域。我认为，关键在于确保这种竞争保持良性，不演变成冲突，并为合作留出空间。长期以来，合作一直是美中合作的领域，但如今这样的合作机会似乎寥寥无几，甚至在一些看似双方立场一致的领域也难觅踪迹。
我们常常发现，分歧往往隐藏在表面之下。因此，努力构建以战略稳定为特征的关系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但是，由于诸多因素，例如结构性差异、政府体制差异等等，我相信您的听众都很清楚这些差异，至少在我看来，美中两国很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竞争关系。
“出口管制本身并非万能灵药”
VOA：鉴于中美两国在先进技术领域的激烈竞争，斯莱文委员，你曾在商务部任职，领导执行芯片法案和科学法案，您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从而改变了您对美国技术管制有效性的看法？
斯莱文：当然。是的。我的意思是，有几点观察。我认为，过去五年来，美国重新致力于打造更具韧性的供应链，而半导体在这一努力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两党在历届政府中都做出了努力，以恢复半导体等关键制造业投入品的供应。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过去几年里，两党在历届政府中都致力于实施出口管制，并有效控制军民两用技术，以应对竞争，同时也关注国家安全以及可能被用于对抗的技术。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基准。
关于你提出的期待和实地观察，我认为这对我们的中国同行来说并不新鲜，因为我们正在努力恢复制造业。我认为，我们围绕出口管制工具的使用存在一些争议，甚至有人试图复制或复制我们针对中国已实施限制的投入品的模式，以及这些管制措施的使用，这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我认为，目前美中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你知道，我认为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要对这些投入品的使用及其原因保持透明，并且要与我们的盟友合作，这些盟友在这些投入品方面也有类似的供应链韧性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以及他们如何也能采取类似的控制措施和努力。
VOA：那么，薛瑞福委员，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您是否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薛瑞福：是的。斯莱文委员在这方面确实是专家，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环境。而且，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出口管制本身并非万能灵药。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或许能在一段时间内奏效。然后，中国会找到应对之策，或者被迫进行创新。他们实际上会成功。
因此，你必须结合多种政策工具。如果你真的致力于在先进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那么出口管制仍将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但你必须密切监测其影响和效果，并据此进行调整。情况将会非常复杂多变。
在对华政策以及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两党合作“相当稳固”
VOA：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对华政策是华盛顿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领域之一。那么，这种共识是否依然存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哪些方面真正达成共识？又在哪些方面分歧明显？
薛瑞福：看看我们的年度报告。我们所有的报告都基于委员之间的共识，通常是六名共和党人和六名民主党人，偶尔会有一两个人的差别。但如果你回顾我们报告的历史，你会发现它提出大胆的政策建议，而且所有建议都基于共识。我想你在国会山的其他地方也能找到类似的情况，比如看看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编者注：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
我认为存在广泛的共识。我认为分歧存在于边缘地带，也并非总是跨越党派界限。我知道，当我们委员会内部进行辩论时，我不想在这里公开我们的分歧，这通常不是共和党立场与民主党立场之争。很多时候，你知道，这基于经验，基于你早期的职业经历，比如我在国防领域，有人在贸易、经济和技术领域。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即使在细微之处存在分歧，这个领域仍然保持着两党共识，这一点仍然准确。
VOA：斯莱文委员，你怎么看？
斯莱文：我100%赞同施瑞福委员的观点。我能想到几个在公共政策和国会层面让两党成员团结的问题，虽然并不总是那么明晰，但我认为，随着政府更迭，我们有四年任期，至少12年。
我认为，存在一个基石，共和党和民主党所采取的两党合作的方式，在对华政策以及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始终相当稳固。
从战术层面来说，我认为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其他密切观察人士，都会在某些方面对两届政府的做法持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双方在这一点上有着相当坚实的两党共识。
与习近平会晤，特朗普总统的三个优先事项
VOA：我们来谈谈即将举行的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峰会。您认为特朗普总统最重视的三项优先事项是什么？
薛瑞福：首先，我认为他认识到峰会对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就算是在增强稳定性方面，或者换句话说，峰会为两国关系提供了一个底线。如果他们在G20(20国集团)峰会和APEC(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晤，那么这次互访很可能成为今年四次面对面会晤中的第二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为两国关系提供稳定性和底线。
我认为第二点是，总统可能更关注美中关系的贸易和经济层面，这或许也是他更愿意关注的。所以，如果你一直关注的话，从釜山峰会，当时双方关系暂停并达成了一项临时框架协议，到5月的北京峰会，再到习近平主席回访的一系列会晤，我认为他们确实希望巩固一种贸易方式，更可持续的贸易方式。我认为特朗普政府会说，更加平衡、公平，因此也更具可持续性。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优先事项。
显然，特朗普总统也在其他问题上投入时间和精力。他将如何与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沟通。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伊朗和乌克兰冲突中，我们将受益于中国的帮助，如果他们愿意提供更多的帮助的话，虽然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会这么做。特朗普总统可能会提到这些问题。我们拭目以待。
VOA：斯莱文委员？
斯莱文：我基本上同意。我认为，强调贸易问题，并提出一些可持续的方案，或者至少在未来几年内可持续的方案，尤其是在我们这边征收关税以及管理北京对此的反应方面。他们就贸易委员会正在讨论一个具体的方案。这当然在议程上，作为尝试管理这方面问题，贸易关系的途径。
回到我的观点，我认为显然双方都有意愿建立某种可持续的对话，以应对两国在人工智能前沿发展方面面临的一些风险和安全问题。我认为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有必要明确人工智能对话的范围，以及对话的具体程度。我认为委员会和其他观察员都会对此感兴趣。
VOA： 那么，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是否与特朗普总统的优先事项相同？或者说，在中国问题上，他们有不同的优先事项？
斯莱文：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我认为肯定有一些共和党议员会认同并支持政府在贸易委员会和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但我不知道国会山的共和党人是否都持这种观点。
我认为民主党人，你知道，我认为我没有听到国会山的民主党人就这些问题制定明确的策略。当然，他们对我们讨论过的领域很感兴趣。我认为他们当然很关心针对伊朗战争，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如何谈论这些问题。但我不会说这得到了普遍支持。
VOA：薛瑞福委员，在与中国的关系上，你认为国会共和党人的优先问题呢？
薛瑞福：是的。我认为，如果你纵观历届政府的政策，正如斯莱文委员帮助我们理解的那样，就会发现政策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拜登总统上任时，我们的中国朋友热切期盼着“拜登重启”，如果你还记得这个词的话，但他们得到的却是，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却变本加厉，甚至更加强硬，尤其是在出口管制方面。所以我认为，这种延续性最有力地证明了双方对总体方针的共识。
当然，你肯定能在一些细节上找到一些差异。华盛顿是个政治中心，所以有时候，你反对是因为你是反对党，有时候，你支持是因为你是执政党。但我认为，在对华政策上，我们总体上看到的是延续性和一致性。
习近平的三个优先事项
VOA：我们也谈到了特朗普总统的优先事项。那么，你认为习近平的优先事项是什么？他希望从这次峰会中获得什么？施瑞福委员，你怎么看？
薛瑞福：我想说的是，我们从中国对话者那里了解到，他们接受了战略稳定这一框架。但他们希望以特定的方式加以落实。我认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共同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但我认为这也意味着，要对他们的核心和既定利益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和尊敬。所以，当他们谈到建设性战略稳定时，我认为他们指的是美国尊重中国的利益，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保持尊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能对美国做出同样的回应。因此，无论最终能否达成一致，他们都会把这一点列入峰会议程。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方面都希望在出口管制方面有所放松，并能更广泛地获取美国技术，加强合作。我认为他们喜欢获得循序渐进的进展，即便不是更强有力的承诺，在台湾、南中国海和西藏等他们一直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
我认为他们很想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未来对盟友的承诺。美中合作是否存在超越对紧密伙伴和盟友依赖的模式？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在考虑之中。但同时，我认为中国人也很务实，他们会以务实的态度处理这些问题。他们只会寻求循序渐进的进展，除非特朗普总统发出不同的信号。
VOA：斯莱文委员？
斯莱文：我觉得这说得非常好。没什么太多要补充的。我只想强调一点，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努力实现其中一些目标，并带着……嗯，就像兰迪(薛瑞福的名字)说的那样，在某些问题上寻求尊重。我认为，尤其是在本届政府被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分散了精力，而且选举季也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主席有机会实现其中一些目标。
人权问题是否应该进入特朗普总统的议程？
VOA：斯莱文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今天早上看到新闻说，国会民主党人将就中国的人权问题举行一场辩论或研讨会。他们说，特朗普总统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必须把人权问题列入议程。所以我的问题是，您认为他们会在这次会谈中讨论人权问题吗？
斯莱文：我的意思是，我当然希望如此。国会山两党经常呼吁这样做。国会下设的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也非常重视美中关系中的人权问题。所以，我认为看到民主党人发出更具体的呼吁令人鼓舞。而且我认为很多共和党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VOA：薛瑞福先生，你的看法？
薛瑞福：是的，我完全同意。特朗普总统通常不会正面公开谈论人权或民主问题。但是，有些事情对他来说很重要。
在我参与的第一届美韩首脑会晤之后，我们促成了一些朝鲜政治犯的获释。在他访问北京几天后，金明日牧师获释。所以我希望，即使是特朗普的做法，我也希望这些案件能被提上议程。
我们还有像敏辛这样的美国人仍然被拘留。我非常希望他能找到办法提出这些问题并取得成果。
“我希望他至少相信我们的承诺是可信的”
VOA：您刚才提到了台湾。鉴于您曾是负责印太地区的国防部助理部长，所以，如果北京对台湾采取行动，你认为习近平会觉得美国实际上会怎么做？
薛瑞福：我不知道答案。我希望他至少相信我们的承诺是可信的，至少相信我们有抵抗武力的能力。事实上，这写在我们的法律里，《台湾关系法》要求美国保持抵抗武力的能力。
否采取行动始终是一个政治决定。所以我至少希望他相信我们有能力这样做，并且我们战略模糊政策中蕴含的模糊性也让他有理由相信我们会这样做。因此，我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有效传达。但目前的情况很难预料，习近平主席本人的想法也难以捉摸。
VOA：那么，斯莱文专员，您如何评估台湾问题从根本上破坏美中关系的风险？有效的威慑措施应该是什么样的？
斯莱文：关于这个问题，我需要请教我的同事，请他回答或阐述他的想法。
薛瑞福：我想说，台湾不会是一个造成破坏的因素。台湾是个蓬勃发展的民主政体，经济表现亮眼，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10%。并且在先进半导体制造与出口方面处于全球中心地位。所以，从表面上的直接原因以及北京的说法来看，可能会把台湾说成是问题所在。但真正会造成问题的是中国的侵略和胁迫，以及中国不愿接受台湾事实上的现状。这才会带来问题。
我知道，他们对美国与台湾持续保持关系并不满意，其中包括安全援助。尽管140亿美元的军售国会通知目前仍被搁置，我也知道他们不喜欢民进党以及民进党党纲中的某些内容，但真正的问题一直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不愿接受台湾的事实存在，以及台湾在民主、自由和经济表现方面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所以问题不在台湾，问题在北京。
美国应该接受中国的战略建设性关系吗？
VOA：我知道时间快到了。所以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时间吗？你刚才提到了，中国一直在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他们以此为框架来指导中美关系。你们认为美国应该接受吗？
斯莱文：我认为，如果你听听，如果你和政府官员谈谈，我们在这里重申了这一点，那就是要建立一个基于公平和互惠的战略框架。我认为这对于构建对话框架，以及我们希望从峰会中达成的目标，都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薛瑞福：我想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可能对此持相当怀疑的态度。过去我们也曾有过类似的框架，比如克林顿政府致力于构建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布什政府的“三C”原则是：坦诚、建设性、合作。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我们有新型大国关系。所以我们以前也见过这种情况。魔鬼藏在细节里，以及事情是如何一步步落实的。我并不反对车贴或口号，但你们的关系必须以实际行动来维系，才能真正支撑起车贴的内容，即便我们连车贴的内容都无法达成一致。我们曾经秉持公平互惠的原则，但现在看来，我们的关系开局并不顺利。
VOA：再次感谢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