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时间6月26日下午，仁川难民中心，律师把一张机票递到董广平手中。
董广平低头仔细辨认上面的字迹：加拿大航空，首尔飞往多伦多。
“如果看到是中国航班，那就麻烦了，那就是回中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董广平说，“我一看是加拿大航班，这就放心了。那心情高兴得不得了，非常激动。”
这个星期，在加拿大友人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VOA)采访时，说起这一幕，董广平忍不住挥舞双手，脸上露出笑容。
对董广平来说，这不仅是一张机票，更意味着长达十余年的逃亡终于迎来了终点。
过去十多年里，这位现年68岁的中国异见人士曾三度逃离中国，但三次失败。他被判入狱、失去工作、被限制出境。
今年5月，他再度秘密逃亡。
他独自驾驶一艘长约3.3米的充气橡皮艇，在茫茫黄海上漂流了40多个小时。
这一次，他成功了。
最后一格电
5月24日凌晨4点半，山东威海。天气晴朗。
董广平带着约160升汽油、一些熟牛肉和饼干，驾驶一艘配备10马力舷外发动机的充气橡皮艇驶向公海，原本计划前往日本寻求庇护。
出发后的第一天，一切还算顺利。
他甚至拿出手机自拍，欣赏了夕阳和海上的月色。
第二天，情况急转直下。
早晨起雾，下午1点多，整个海面变成白茫茫的一片，海天相接，几乎辨不清方向。
就在这时，他发现手机只剩下最后一格电。
“那时候我就害怕了。我就慌了。”董广平告诉美国之音。
手机里的指南针，是他唯一能用来校正航向的工具。
由于发动机不断卷入海草，董广平开得很慢。此时，他距离中国约200多公里，距离日本却还有一大半航程。
海浪不断推动橡皮艇偏离方向。
“这种船不像汽车，它一直在摆。凭感觉根本开不准，跑着跑着就偏了，有时候甚至会跑反方向。”他说，“那时候是最恐怖的时候。”
他决定放弃原定路线，改驶距离更近的韩国。
“如果怕死，我就不会出来”
5月25日晚，黄海上空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一片漆黑。细雨开始落下。
董广平一夜未眠，连续航行40多个小时后，体力几乎耗尽。
就在他接近绝望时，远处忽然出现一片灯光。
“看不到灯光的时候是最恐惧的，”他说。“一看到灯光我就完全放心了。只要看到灯光，往灯光的地方去，能遇到人，遇到船，他一定救我。”
那是一艘韩国捕捞梭子蟹的渔船。
董广平驾驶橡皮艇不断靠近，一边挥手，一边大喊：“Help me，help me，call police！(救救我，救救我，给警察打电话！)”
起初，渔民保持警惕，不让他靠近。几分钟后，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个人确实需要救援。
“那渔船比我高，我站不起来了，腿软了，头也昏了。”董广平说，“我从远处看着灯光时，海面上都是很多幻影。跳船上不去，最后渔民两个人拉着我的胳膊，硬把我提上去的。”
当被问及在海上的40多个小时里，有没有哪一刻后悔过？
董广平没有任何犹豫。
“没有，从来没有。”他说，“如果怕死，会想到后悔，我就不会出来。我既然决定走，就已经把生死放下了。”
“当时我没有去想死有多可怕，只想着一定要离开。”
警察局的第一夜
当天深夜，韩国海警将董广平带到警局接受调查。
在中国多次入狱的经历，让他对警察始终保持戒备。但眼前的一切，与他熟悉的经历并不一样。
“韩国警察对我很客气，没有恶言相向，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他说。
面对警方的询问，董广平只提出一个要求：“律师来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他说，自己知道，在民主国家，律师意味着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利。
“电影看多了。”他笑了起来，“你可以请律师，你可以保持沉默，这些我都知道。”
警方没有强迫他继续接受讯问，还把手机还给了他，还帮他连上无线网络。
他随即通过社交软件联系加拿大的女儿，并辗转找到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朋友盛雪，请她协助寻找律师。
一名韩国警察主动把自己的姓名、职务、警察局电话全部写给他，方便朋友直接联系。
那一刻，董广平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警察给他冲了一杯咖啡，又拿来一些点心。
那天晚上，他在拘留室的地铺上沉沉睡去。
不愿“像牲口一样”活着
董广平的人生，原本可以是另一种样子。
1958年，他出生于河南一个军人家庭。他本人当过军人，也做过警察。
1999年，一封关于1989年“六四”事件的公开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因为参与联署，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判刑三年。
从那以后，监狱、看守所、维权、流亡，成为人生常态。
2015年，他携家人逃往泰国，并获得联合国难民署难民身份，等待前往第三国安置。
但就在等待期间，泰国警方将他拘押并遣返回中国。
妻子和女儿则成功前往加拿大安置。
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2019年，他试图游泳前往台湾，途中因体力不支被中国渔船救起并移交警方。
2022年，他逃往越南，在河内被捕，并因“非法越境”回中国服刑11个月。
为什么要在接近古稀之年还要再搏一次？
董广平回答得很直接：
“在专制国家什么都不是你的。你的财产不是自己的，甚至连你的生命都不是你的。”
年轻时，他也曾希望共产党能够推动国家走向民主。但后来他渐渐意识到，在没有法治保障的专制制度下，普通人无法真正拥有尊严与自由。
“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去民主国家。我不愿意在这里，像……”
他停顿了一下：
“说难听一点，像牲口一样，在这种专制国家活着。”
一场跨越太平洋的营救
5月27日，韩国泰安海洋警察署以涉嫌违反《出入境管理法》为由，向法院申请批捕董广平。
董广平坚称，自己并非非法入境。
他说，自己原计划去日本，因导航电量耗尽、船只偏离航向，才改向韩国求救。他最终的目的是赴加拿大与家人团聚。
与此同时，董广平孤身驾艇逃亡的消息引发国际媒体关注。他在海外的朋友也开始积极奔走，联系律师、与加拿大政府接洽。
一场跨越太平洋的营救正在展开。
5月28日，韩国大田地方法院举行听证。开庭前，律师提交了董广平的联合国难民署难民身份，以及过往被中国政治迫害的经历。
“那个法官特别好，说话很柔和，”董广平回忆，“根本就不像是法官跟犯人审讯那种口气，据对不是那样，就像跟一个朋友聊天那样。”
法院最终驳回警方批捕申请。他被移交出入境部门审查，并于次日被送往仁川难民中心。
大约一个月后，董广平等来了那张机票。
是尾声，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多伦多时间5月26日傍晚，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董广平接过朋友递上的鲜花和拥抱。他一连说了好多声“谢谢”。
董广平说，这一路走来，很多人的帮助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他感谢加拿大政府、韩国政府、联合国难民署，也感谢一直为他奔走呼吁的朋友盛雪、周锋锁，以及许多无法一一说出名字的人。
出发前，董广平特意在橡皮艇里放了一小瓶壮胆的“二锅头”。但是在40多个小时的航行中，他一只手死死控着船舵，另一只手偶尔抓一点饼干、喝一口水，根本顾不上喝。
如今，在朋友家中，他才终于打开瓶盖，痛快地喝了一口。
董广平正在学英语，努力适应加拿大的新生活。他希望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赚钱谋生，并继续为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