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信力建是中国民办教育的先行者。1989年，他在广州创办信孚学校，并以此为起点，发展出涵盖幼儿园、中小学、成人学校、老人院及慈爱院的教育与公益事业。他收养和资助孤儿，支持知识分子，发表大量批评共产党历史的文章，也鼓励企业家关心公共事务。
2015年，信力建被警方带走，被控三项经济罪名，失去自由近两年。他创办的教育事业最终被迫转让。
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断责怪从前的自己。如果当初足够清醒，人生会不会有所不同？但他也承认，即使重来一次，以当时的眼界和认知，大概率还是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如今年过70岁的信力建远走美国，却仍然摆脱不了恐惧。谈到家人，他数度哽咽。他说，那些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如今只想陪伴妻女度过余生。
解说：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民间创业打开了新的空间，也暴露出教育资源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巨大缺口。信力建的第一桶金，就来自一所没有学生的闲置学校。
信力建： 当时有一个单位叫万宝厂，它有一所学校荒废在那里，没有学生，但有校址、有老师、有设备。我说，那你租给我吧，他们同意了。
我用1000块钱押金租下整个学校，然后去招生，招的都是高考落榜的学生，结果一下子就招满了。
那是1991年，当年就赚了160万元。这就是我的第一桶金。在那个年代，160万元是个天文数字。
解说： 凭借最初办学的成功，信力建逐渐把事业扩展到更多社会服务领域。从高考落榜生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再到缺乏照顾的老人和残障孤儿，他创办的机构服务于不同年龄和处境的人群。一名曾接受他助养的女孩，在长大后写信称他为“信爸爸”，感谢他让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有机会一起读书、生活。
信力建： 我最小的一个学生只有8个月，最老的107岁。我们有两个老人院、一个孤儿院，还有七所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办的小学。
我们专门有一个孤儿院，收纳了200多个、将近300个残障孤儿，另外还有几十上百个能够部分或完全生活自理的人。我原来还有一所准贵族学校，在那里助养了大概60多个孤儿。因为没有法定的收养权利，所以是助养。
解说： 不过，民办学校提供了更多选择，也意味着对既有教育资源分配方式的挑战。信力建认为，自己兴办低收费学校，在满足外来务工家庭需求的同时，也触动了当地教育部门的利益。
信力建： 那肯定的，他们肯定不开心。原来他们把持着教育资源，你要择校，没有条件就要捐十几万、几十万元。但我们招外来工的孩子读小学，一个学期只收1000块钱，这对他们是很大的冲击，他们损失了很大的市场。
原来他们一次就收了人家六年或者十二年的费用，因为他们挡在那里，不让人家进来，人为造成了稀缺。而我们恰恰打破了这种垄断，所以他们很生气。各个区的教育局开会时都在批评我们、骂我们，千方百计地阻拦我们。
说得好听一点，这是理想；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找到了这条赛道，只能做这个。既有功德又有钱，为什么不做呢？
解说： 信力建的商业选择与他的思想观念密不可分。然而，这个后来公开批评共产党的人，却成长于一个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家庭。家境优越、藏书丰富，让他有机会广泛阅读，也让他逐渐形成与家人不同的政治观念。
信力建： 我父亲毕业于军医大学，那是国民党留下来的一所大学。他是医生，从东北调到广州，后来在广州造纸厂的医院做院长。他很有文化，家里有很多书。因为他的医学水平比较高，又是医院的第一把手，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比其他人好一些，等于是在一个书香家庭成长，所以我从小读了很多书。我母亲也是医生。
他们确实都是共产党，但我从小跟他们的想法就不一样。我跟姐姐、弟弟见面就会吵架，他们都是传统思想，我很叛逆。我很反感官方言论，觉得那些都是宣传，或者是在欺骗老百姓。
比如对毛泽东的看法，我觉得毛泽东是一个魔鬼，他的存在不逊于希特勒和斯大林。我认为他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希特勒和斯大林还多。我估计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里，人为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接近一亿。
解说： 信力建回忆，对官方历史叙述的怀疑，并非来自某个突然的觉醒时刻。下乡期间遇到的人、废纸堆里找到的旧书，以及1970年代出现的民间民主思潮，让他接触到与从小所受教育不同的观点。
信力建： 我下放的时候去了广州从化县。大概1973年，我遇到一个人，他在我面前说毛泽东的坏话，把很多事情讲清楚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逐渐明白了。当然，我知道他很危险，我自己也很危险，所以不敢怎么样，只是在家里跟家人争吵。
1975年，我又接触到王希哲他们“李一哲”的大字报，讲民主与法治，里面有很多内容。从那以后，我逐步明白了很多社会学的道理。
1973年下放到从化时，那里办了一个小型纸厂，拉来很多废纸，废纸堆里有不少古书。我从中找出很多书来读，才知道所谓解放前的一些真实情况，也开始了解共产党的本性和性质。
打破 “铁饭碗” 投身商海
解说： 恢复高考后，信力建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但大学学历并没有为他带来顺遂的体制内职业生涯。毕业后的几次工作经历，让他越来越难以适应机关和国企的运作方式，也最终促使他离开体制。
信力建： 我读大学的时候很调皮，自己刻印一些杂志，拿到中山路新华书店门口去卖。学校不喜欢，毕业后就把我分到一个工厂。其他人都去了部委机关，我却被下放到一个只有300人的小工厂，其实就是被处罚了。
那个厂长只是科级干部。我去了三个月，他就觉得很恐慌，因为中山大学本科毕业生也是科级。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这里只有一个科级的位置，还有三个股级的位置，庙太小，让我到别的地方去。
后来我又去了电力局、银行，也都被抛弃了，因为我跟他们相处不下来。他们整天勾心斗角，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我学的是孔孟之道，想的是建功立业。我觉得他们浑浑噩噩，没有真正做什么事情。大量体制机关或者国企里的人都在摸鱼，没有实际工作。
他们经常开会讨论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有什么不妥当。最后我觉得混不下去了，就跑掉了。
我在中山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学四书五经、先秦思想，讲的是建功立业、成王成圣那一套理论。所以后来下海办学，也是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
解说： 虽然离开了体制，信力建当时并没有失去对中国未来的期待。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让他相信中国有机会走向更加开放和现代化的道路。事业成功后，他不再满足于办学，而是尝试用自己的财富支持思想交流，资助知识分子和媒体人走出国门。
信力建： 改革开放在80年代确实给中国人带来了希望，而且是很明显的希望。所谓改革，就是抛弃传统的封建思想、专制思想；开放，就是去了解世界。
当时我很支持南方系媒体，甚至自己花很多钱，带他们的骨干周游世界，去了解西方文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最不喜欢企业家有思想
信力建：整个行程拍了很多视频，也写了很多文章，有游记的性质。阳光卫视还派了一位副台长，扛着两台机器一直跟着我们。
我们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柏林墙，也去了马丁·路德当年张贴宗教改革文告的地方。我要求每个人都要讲，发表自己的意见，交流自己的所见所闻。整个过程非常愉悦，也非常有收获。
我确实为这些事情花了几千万元。说得正面一点，是一种情怀；从另一方面讲，也有虚荣心，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当然，也带有广告宣传的性质，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还是内心觉得，自己是文化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应该为家国天下做一些事情。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解说： 在信力建看来，财富不仅是个人成功的标志，也应当成为推动社会改变的资源。他希望企业家有能力独立思考，并支持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讨论。然而，在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民营企业家的经济影响力一旦与政治表达结合，也可能招来当局的警惕。
信力建： 他们很害怕，也很不喜欢。共产党最不喜欢的，就是企业家有思想，他们特别不喜欢。
我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让企业家有思想”。我希望有影响力的人能够放大智者的声音。我觉得企业家应该有担当，为整个社会转型、变得更加文明和现代，作出自己的贡献。
解说： 信力建的公共参与也逐渐转向对共产党历史的公开批评。他在网络上持续发表文章，质疑毛泽东的历史角色、共产党的政治传统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些言论让他获得关注，也进一步加深了与当局之间的矛盾。
信力建： 我觉得首先可能是好奇心。我慢慢去发掘历史、看历史、找资料，发现太多这样的东西。比如毛泽东，我写过100篇批判毛泽东的文章，所以他们很不高兴。
他们还专门开会，讨论说信力建反毛泽东，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我有几个地方不敢去，其中一个就是朝鲜。我在凤凰博客上发表过大量批判朝鲜的文章，点击量也很高。因为大家还是有明白人的，你要把真相说出来。
作为一个文化人、一个学者，你就应该把真相告诉老百姓。所以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我认为毛泽东对中华民族造成的祸害罄竹难书，也认为苏俄对中国的影响中断了中国走向文明、走向现代的道路。对中华民族来讲，这是极其悲催的一件事情。
解说： 随着批评文章不断传播，政治压力开始影响信力建的日常生活和办学事业。他说，自己频繁被有关部门约谈，学校和个人财务受到调查，部分舆论人物也公开攻击他。但最令他不安的，并不是这些公开批评，而是始终无法确定，来自当局的压力会在哪一天变成实际行动。
信力建： 他们经常敲打我，叫我去喝茶。胡锡进在《环球时报》公开写文章，把我说成卖国贼、日本人、汉奸，要把我赶出教育界。
白云区还直接要求收回我们的学校，要把我赶走。整个过程，他们都很不高兴，尤其是对我批判毛泽东的部分极其不满。
包括司马南、胡锡进、方舟子等人，他们多次讨论怎么打压我。司马南还公开在微信上讲过这些讨论，据我了解，甚至有宣传部门的高级领导参与。
恐惧吗？那肯定恐惧了。我一直都很恐惧，到现在还恐惧。
我只是一个办学的人，办学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产业。但他们不断查我的账，跟踪、调查我。
我原来有一个误区，觉得自己堂堂正正做教育，办学校是做好事，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应该不会有问题。我一生都不敢做坏事，不敢说假话，也不敢跟不良的人来往。
正因为知道他们一直在搞我，我才更加洁身自爱，不敢做任何不妥当的事情，别说违法，就是偷鸡摸狗的事情我都不敢做，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电话24小时都被监听。
解说： 身边人的劝告也越来越多。有人提醒他注意言行，有人劝他既然已经拥有财富和事业，就不要再冒险参与公共事务。但这些警告始终没有让他停止发声。多年后再回望，他已经很难简单地用理想或勇气来解释当初的坚持。
信力建： 他们会去找我们下面学校的校长，校长偶尔会告诉我。朋友被调查之后，也会明里暗里告诉我，或者劝我不要讲那么多。
他们说，你现在已经很好了，有吃有喝，又有钱，为什么还要去呼吁、去争取那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
我也不想把自己拔得很高，说自己多有志向。我就是做了这些事情，很难解释清楚。当时真的是迷在里面了，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儒家、一个士大夫，就应该挺身而出，保全这个族群。
最后，我被他们彻底搞了。学校没了，人也进了监狱，搞得几乎家破人亡。
警察来抓人了
解说： 长期的警告最终演变成了现实中的危险。2015年前后，警方开始调查信力建的公司财务，他也察觉到自己可能失去自由。原本希望前往香港避险的计划没有实现，赴台湾考察时又发现自己已受到出境限制。就在准备寻求他人接应期间，警方找上了门。
信力建： 我当时已经办了香港投资移民，因为很恐惧，不想被抓。他们已经跑到公司，把财务室里的所有凭证都搬走了，来势汹汹。我想先躲到香港避一避。
后来我率领一帮人准备到台湾去观摩时，发现自己已经被边控。再后来，警察就上门查账了。
被抓那天，我和太太、女儿住在家附近的一家旅馆，等一个说要接应我的人。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人自己先被抓了，或者是假装被抓了，反正情况很复杂。
警察来敲门时，我看这个局面，就自己走出去了。他们表面上很客气，来了两个人，说领导想叫我去聊聊天，没什么大事，也没有弄出很大的动静。
广东警察开始的时候，文明程度比其他一些省份稍微好一点。但后来他们也用了很多非常不妥当的手段。
解说： 信力建最初认为，自己没有故意销毁财务资料，也没有从事违法经营，应该能够解释清楚有关问题。但他表示，面对警方的施压，最先使他放弃抵抗的，不是对个人刑罚的恐惧，而是对家人可能受到牵连的担忧。
信力建： 我跟警察讲，我们没有销毁财务凭证，你们可以去公司看。但他们坚持要我承认。后来又来了两个三十岁左右、高高大大的警察，其中一个说，如果你不承认，我们就抓你老婆。
我马上跟他说，我们是男人，男人说男人的话。你要我承认，我可以，但你没必要祸及家人。尤其是那时候我女儿才六个月，还在哺乳期。
所以我就说，我认，我认罪。
后来给我定的都是经济罪名，三项都是经济罪。这是他们常用的手法，对企业家往往是以税务等经济问题来定罪，先把人抓起来。政治问题，经济处理，这是他们一贯的手法。
解说： 对信力建而言，个人遭遇并不是孤立的个案。他认为，中国民营企业长期处于权力与市场的不对等关系中，企业经营不仅取决于市场需求和管理能力，也受到行政审批及地方官员的直接影响。回顾办学经历，他将年检制度视为这种权力关系的具体体现。
信力建： 孙大午也是民营企业家，他跟我一样，得罪了地方领导。县里的领导是直接管企业的，随时可以来索取利益，吃拿卡要。
我们一个基层学校，每年要有17个部门盖章，才能活到第二年。有些章是必须盖的，少一个，理论上学校就不能继续办；另外一些还可以讲价钱。
这就是年审。年审不过，你在理论上就是死亡。
所以每次他们来检查，你都要像一个小奴仆一样，点头哈腰，顺着他们的意思，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但他们也不会把所有企业都弄死。一个教育局可能管着几百所民办学校，他们也不想学校完全倒闭，因为每年还可以从中获得利益。
所以他们就是薅羊毛，能薅多少就薅多少，但不能把羊全部薅死。对我，他们就是要赶尽杀绝。
解说： 尽管面临的是经济罪名，信力建说，办案人员对他的调查却远远超出了企业财务。他年轻时参与过的思想讨论、几十年前的人际交往，以及后来对香港民主运动的态度，都成为审讯内容。这让他更加确信，自己长期处于有关部门的关注之下。
信力建： 他们问了很多事情，连1975年的事情都问。比如当时有人搞一个地下组织，我跟他们聊过天。他们就问我为什么跟那些人来往。
我说，是啊，我当时去看“李一哲”的大字报，就是觉得中国需要改革开放，需要民主与法治。我当时出于好奇，也认为中国应该有这些东西。
他们什么都问，还叫我写材料，但我写来写去，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我知道他们一直在跟踪我，所以我所做的主要是一种启蒙工作。
他们掌握的资料很多。有个办案人员甚至直截了当地跟我说：“我比你还了解你。”但他说，我是他的工作对象。
他们还问我支持香港“占中”的事情。我当时从会场穿过，找了两三个参与者聊过天。我很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内心认同香港人争取自己权利的行动，我们支持，但没有参与。
解说： 被关押在广州市第三看守所的日子，成了信力建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经历。恶劣的羁押环境、漫长的案件调查，以及对未来刑期的不确定，让他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他说，自己一度想过自杀。随着时间推移，原本对事业和财产的执着不断退让，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愿望：保住家人，重新获得自由。
信力建： 那段经历太恐惧了，真的想到过自杀。我在看守所领教了所谓社会主义铁拳。
里面什么人都有，贪污犯、贩毒的、电信诈骗的、黑社会的、小偷，各种各样的人。
一个监仓只有30多平方米，最多的时候住了24个人。有些犯人被铐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别人服侍，连排泄都只能在床上，由别人帮忙处理。太残酷了。
这些事情太多了，可以写一本书，我现在不想讲。
当时最恐惧的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听说他们开会讨论过，要判我12年或者18年。
最后事情能够化解，也有海外人士、律师等各方面的努力。
我当时的盼望一点一点降低。开始我说，如果你们想要学校，就都拿去。过几天又想，如果你们要钱，也全部拿去。最后我甚至觉得，只要把老婆和孩子留下，我住在大桥底下都可以。反正你们想要什么，就拿去好了。
解说： 失去自由的同时，信力建也失去了对教育事业的掌控。曾经由他一手建立、拥有上万名学生的办学体系，在他被羁押期间面临转让压力。他表示，妻子曾试图为学校争取合理的交易价格，但最终仍无法扭转局面。
信力建： 他们事先就找了一些人，想直接抢夺学校，通过律师传话，要我们把学校交出去。
我老婆不同意，说你要拿去，也要有对价，看看有没有人愿意买，要给钱。
后来他们左搞右搞，最后找到了一个跟他们有关联的人。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办法，只能非常廉价地转让。
曾经有人评估，我们的学校价值20亿元，最后几千万元就全部转让出去了。没有办法，就这么一个情况。
风不在了，猪就要摔死
解说： 从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到亲身经历被捕和事业瓦解，信力建对中国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判断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他看来，自己的遭遇并非偶然，而是国家权力长期缺乏约束、私人财产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结果。
信力建： 他们就是土匪，就是土匪！他们从来没有金盆洗手。
从1949年以后的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抄家、杀人、迫害知识分子，一路走过来都一样。到现在更加厉害了。
现在倒查30年追税，又要倒查多少年追社保。他这是杀鸡取卵，把企业家逼到死亡的路上。
到了一个朝代的末年，朝廷自己都没活路了，那其他人就只能做牺牲品。
解说： 这种失望也延伸到了他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他认为，过去依靠土地开发、债务扩张和房价上涨维持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而当经济增长放缓时，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原本脆弱的利益关系将更加紧张。
信力建： 他们长期就是靠卖地。土地从秦始皇时代就存在了，地方政府拿土地去抵押，银行给钱，再找开发商、找接盘侠，最后让老百姓背上债务。
地方债、个人债、房贷，全都是这样来的。
房子还只是一张图纸，就已经拿出来卖，找人接盘，甚至房子最后都没有兑现。在西方的合同制度里，你卖一个产品给别人，产品都没有，怎么能卖呢？
过去这个游戏能够转下去，是因为有风。所谓风来了，猪都能飞上天。但现在风没有了，猪就要摔下来。这就是现在的结局。
解说： 亲身付出巨大代价后，信力建不再鼓励企业家依靠个人力量与体制抗争。他给仍在中国经营事业的人提出的忠告，是首先确保自身安全，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财富。
信力建： 他们现在要争取一条活路。很多人是守财奴，觉得钱比人重要，但我认为人比钱重要。
该逃跑就逃跑，鸡蛋碰石头有什么用？没有用的。
我当时就在微信上告诉大家，大洪水来了，该走就走。我叫他们处理所有不动产，不要存款，不要理财，不要买股票。
但他们不听，那有什么办法？当然也有个别听了的。我认识的朋友里，有七八个人跑出来了。
我的恐惧太多了
解说： 在关押近两年后，信力建最终得以重获自由。他说，辩护律师陈有西原本坚持无罪辩护，但经过漫长的羁押和法律程序，自己已经不愿继续以自由为代价，争取一个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结果。对于这次妥协，他并不讳言其中的无奈。
信力建： 他们关了我18个月、19个月，最后也觉得这个案子拿不出手。
我请的是陈有西律师，他一直做无罪辩护。后来到了检察院，就有人说，算了，各退一步，定一个罪，你就认了，认罪认罚，重新处理。
我当然希望能够出来。我不想为了坚持真理、坚持无罪，把剩下的人生都耗进去。我觉得剩下的人生还是要紧的，所以宁可让步，就跟他们作了妥协。
我不像有些人选择一直死磕，我不死磕。但我也不好批评任何人，不敢批评任何人。
因为我的恐惧太多了，很多事情不敢说。
解说： 重获自由、离开中国，并没有让信力建真正摆脱过去的阴影。即使已经身在美国，他仍担心当局的影响延伸到海外，尤其害怕家人受到牵连。采访中，他反复提及恐惧，也多次表示，自己仍有许多事情不能公开谈论。
对于这位曾经敢于公开批评共产党、资助知识分子、坚持参与公共事务的企业家来说，如今最重要的已不再是事业、财富或政治理想，而是与家人平安地生活。当话题转向妻子在他入狱期间承担的一切，他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
信力建： 他们无所不能，手伸得太长了。最近有一些事情，有人被派出来调查台湾政治人物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也被告知有人要去拍摄他们的家人。
你说我胆小吗？我也不胆小。我敢骂毛泽东，敢批评这个社会，批评这个党国，我连党国都不怕，我怕什么呢？
但是我现在已经70岁了，该走的路都走过了。美好的仗已经打完了，我想剩下一点时间，陪伴我的太太和女儿。
其实我太太很不容易。在那两年里，她经受了很大的苦难。她要维持一个有一万多名学生的教育集团，还要营救在看守所里的老公。她承受的压力，其实比我多得多。
所以我不敢太过分。虽然我同意出来接受采访，但有些话我还是不能讲。
当初我签了一些保证文件，他们才放我出来。我也不能完全放弃当时的一些承诺。虽然这些承诺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但可能还是要等到适当的时候才能讲。
解说： 信力建说，获释前，他曾签署一些保证文件。对于文件的具体内容，他不愿再作解释，只反复提到四个字：“谨言慎行”。
曾经以改革开放为希望、希望通过教育和思想启蒙改变中国的人，如今已经不再期待自己能够在故土继续未竟的事业。至于是否有一天会返回中国，他的回答斩钉截铁。
信力建： 就是谨言慎行。大家可以自己想象。
反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我哪怕逃难到世界各地，哪怕去非洲，都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