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董建华亲自主持的政改方案“高官问责制”预定将于今年7月1号，也就是董建华第二届任期开始时实施。董建华星期三将在立法会公布这次政改方案，就“问责制”的架构、权责、薪酬等问题进行说明。据香港太阳报的报导，特首董建华上星期二在向16个政策局局长通报“高官问责制”的安排，以及把现有16个政策局精简合并为11个政策局后，政务官圈子迅速“炸”了开来，一时间人心惶惶。一些被合并的政策局局长，面对暗淡的仕途，纷纷提出退休申请，其中包括拟定中将要与规划环境地政局合并的房屋局局长黄星华、与卫生福利局合并的环境食物局局长任关佩英，运输局长吴荣奎和工务局长李成仕。
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认为，其实这些提出退休的局长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当然，如果政府挽留的话，他们仍继续以和约形式再工作一到两年，而这在过去是有先例的。当年陈方安生就是到应该退休的年龄后，又工作了将近两年。同时，何亮亮也指出了深层次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实行了问责制以后，一部份高级官员可能觉得自己对这方面的前景看得比较淡，也可能就提出辞职了。我想现在问责制，可能高级公务员会有些想法。"
*强势“内阁”向特首负责*
何亮亮还指出，作为董建华政体改革一部份的高官问责制，同现行政治框架的区别主要在于责权方面。在现行的框架中，高级公务员不需对属下腐败、丑闻等问题承担政治责任，也不用辞职下台。他们最多在立法局质询时做一些回答。然而，一旦高官问责制开始实施，三个司长和十一个局长在他们管理的部门出现重大过失时，相关的司局长就得辞职，或者被免职，从而改变了香港殖民时期的长期以来权责不相等，只有权，没有责的弊端。何亮亮还指出，实行高官问责制，能提高决策层的工作效率。香港回归后的决策和行政制度，就象朱�F基讲的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虽然朱�F基后来收回了这话，但这话是一针见血的。反映了香港特区政府，主要是上层、决策层，效率很低。"
何亮亮还说，香港公务员决策阶层的效率低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在英国殖民地时代，英国派驻管理香港的总督，主要是通过政务司管理整个公务员系统。在香港回归后，董建华还继续沿用殖民地的体制。但是董建华是行政长官不是港督。而行政长官和政务司长是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行政长官和政务司长产生矛盾的时候，董建华的政策就推行不下去。香港特区政府和大陆方面认为，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公务员的首脑应当是行政长官，而不是政务司长。所以，这也是出台“高官问责制”的一个出发点。此外，特首董建华希望通过高官问责制来营造一个非常强势的“内阁”，在第二任期内更有效地推动和执行他的政策。
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则认为，从民主的角度来说，高官问责制跟对市民负责任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特首董建华不是民选产生的。此外，高官问责制对立法、行政也没有什么推动的作用。他认为，董建华推行高官问责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他第二任期保驾护航。郑宇硕说：高官问责制就是要保证董建华有他自己的班底，这个班底的成员认同他的政治理想，认同他的价值观，也愿意向市民推销政府的政策，为董建华的政策保驾护航." 郑宇硕教授还指出，从一般人的眼中看，政府过去5年的表现，很不理想。不过，如果董建华通过推行高官问责制，真正能从公务员队伍以外网罗大家认同和尊重的人才，会对政府的形像，对市民对政府的信心有些帮助。推行一个新的问责制，要是你也不能从外头网罗人才，来来去去都是那些公务员的高官，那推行一个新的制度有什么作用呢。这个制度实质上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公务员不足应付各种问题*
郑宇硕教授回顾说，按照传统的英国公务员制度，大学生一毕业就进入政府，他们的实践经验相当有限。在当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很多公务员不一定有足够的经验去应付各种问题，例如在高科技方面，金融方面，公务员系统就明显缺乏人才，因此公务员队伍目前面对改革的问题。如果政府通过政体改革，从工商界引进人才，引进新思维，充实公务员系统，会对政府的改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实行高官问责制后，香港的公务员会不会成为唯唯诺诺的忠臣呢？对此，据香港媒体报导说，已经卸任香港回归后首任政务司长的陈方安生最近在香港理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强调说，公务员要向领导“直言进谏”，高级官员不一定要“唯命是从”。 对此，香港城市大学讲座郑宇硕教授说，他不同意陈方安生关于“唯命是从”的说法。郑宇硕认为，虽然公务员应当善于表达自己见解，并提出不同的意见，但公务员基本上必须向上级负责，特首的命令他必须要执行。
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指出，这几年香港积累了很多问题，尤其是行政效率低的问题。实行“高官问责制”后，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香港的经济转型能不能成功，朝一个什么方向发展，所有这些都是董建华第二个任期面对并致力于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