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星期四因经济腐败罪名被判处死刑，他是中国第三个省部级以上被判处死刑的高级官员。中国不但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是世界上极少数仅因经济犯罪便可被处以极刑的国家。
在中国，贪污1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被判死刑，而过去5年里中国记录在案的经济犯罪多达20万7千1百零3起。由于有关死刑人数是中国的国家机密，所以人们很难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更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仅因经济犯罪就被处以极刑。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说，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远比全世界所有国家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2002年处死了1千零60人，而同一年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总共处死了大约4百80多人。
*保留经济罪死刑因官场腐败*
中国山东青岛刑事法律师李建强说，由于中国官场腐败极为严重，因此在1996年修改刑法时，中国在废除了对盗窃罪的死刑的同时仍然保持对贪污罪与受贿罪的死刑条款。按照中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李建强律师说，尽管法律规定贪污1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被判死刑，但实际情况是，这道线一直在上调，从90年代初的1百万上调到现在的1千万元，甚至几千万元。
*以经济罪判死刑是蔑视人的基本权力*
中国刑事犯罪法律师李建强说，目前中国的一些法律专家也提出了是否应当废除经济犯罪死刑的问题。他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这样理解，人的生命比财产要高，是从生命价值上来考虑的，所以不能因为财产问题就剥夺人的生命。以经济犯罪判处死刑是对人的基本权力的一种蔑视。”
中国在2003年初召开了首次是否应当废除经济犯罪死刑的研讨会，在中国极为敏感的一个领域迈出了一步。
中国在死刑问题上的做法近年来不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反对死刑的大赦国际说，中国把死刑人数作为一个国家机密， 不过根据他们的统计，中国于2001年判处了4千多人死刑，行刑近2千5百人。大赦国际香港办公室负责死刑事务的官员丽兹・怀特兰姆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死刑人数比全球其他国家死刑的总数还要多，中国的刑法中有60条以上的定罪可以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非暴力犯罪在内的各种经济犯罪。怀特兰姆说，非暴力罪犯被判处死刑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亚洲国家的普遍问题。
*死刑具有威慑力？*
中国法学界人士对经济犯罪处以死刑是否产生强大威慑力作用有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死刑的震撼力强大，也有人认为其威慑力有限。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经济犯罪率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20，在过去5年里中国记录在案的经济犯罪有20万7千1百零3起。每年的经济犯罪给中国造成80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
中国独立政治评论人士刘晓波说，中国的腐败是缺乏权力的监督制衡造成的，重刑也无法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腐败贪官仍然挺而走险，前赴后继。李建强律师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已经形成制度性腐败，清廉的官员根本无法独善其身，而腐败官员受惩罚的机率跟收益不成正比。他说：“我认为死刑对官员来说机率是太低了，几乎所有的中共正处级以上的官员没有不贪污的，没有不受贿的。如果要是用条款来威慑他们，等于说要把他们全部杀掉，而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到了中央政治局的高官，常委以上官员能否贪污，这个没有考察。”
*“民愤”影响判刑*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有三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被判处死刑，另外两人是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和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法院认定王怀忠收取索要贿赂517万余元，另有480万元以上的财产无法说明来源。最近，中国海口市的一家法庭还以腐败敛财罪处死了中国富豪之一李耀祺。
李建强律师还是无法肯定中国的二审法院是否也会判中共高官王怀忠死刑。他说，一审判处王怀忠死刑是给社会一个交代，因为据报导他在审理期间否认对他的指控，被说成是激起了所谓的民愤。李建强律师说，尽管以上这些概念与法律无关，但在中国，民愤极大与法律却是一回事，有人公开喊出“杀贪官”的口号。
*法律强调惩罚缺乏保障权力*
因此，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怀特兰姆对美国之音表示了该组织的关注，他们担心中国在判处非暴力犯罪死刑的过程中是否能够执法公正。中国政治评论人士刘晓波认为，中国的刑法现在有了一些进步，比如说引入西方的无罪推定原则，然而中国仍然保持着严刑峻法的传统文化，没有太多的权力概念。他说：“一个社会的本身应该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保护人权的，另一方面是惩罚和预防犯罪的。但是中国的法律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是在保障人的基本权力这一块几乎是没有，而它的法律主要是用于惩罚的那一面。”
刘晓波说，中国对一些社会影响大的案子以特有的司法政策处理，从重，从严，并不考虑刑法。与此同时，犯罪人的坦白交代，认罪态度，揭发情况，退赔情况，政治背景，政治较量等因素都会在量刑时起作用，而这些因素在都妨碍司法程序的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