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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0:36 2022年12月4日 星期日

六四受害者促政府解决他们的生计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星期六为五名浙江“六四”受害者,发表致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协助解决“六四”政治犯的生活、医疗、退休等实际生存问题。

随着“六四”20周年的来临,就在许多群体和民主人士呼吁中国政府承认错误、平反“六四”的时候,这几位“六四”事件受害者所提的公开信却没有触及政治议题,而是为所有参与“六四”遭到监禁或打压的人士发出民生权益的要求。

*急需解决生存问题*

参与这份公开信联署的毛国良说,这是因为许多“六四”受害者都被剥夺了劳保、退休的权利,没有住房,找不到工作,监狱中落下的疾病,也得不到医治。这些是他们急切需要帮助的地方。

他说:“你要求他(中国政府)道歉,他也不可能给你道歉;你要求他平反,他更不可能给你平反。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要求你经济问题上先给我解决。肯定可以找到一条办法来解决。政府只要有心,他肯定能解决,除非他没有这个心,根本不想解决。”

*毛国良:抗争越多,打压越重*

“六四”事件发生时,毛国良是一位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正在湖州市一所高中任教。“六四”之后,他被判7年徒刑,在狱中待了4年9个月后得到释放,但原来的教职早已失去,只好到处流浪打工以养家糊口。

毛国良说:“我坐完牢以后,就到深圳去打工,然后95年又回到浙江,从95年开始我和浙江的一些朋友们,为释放魏京生等人不断地联名写信,后来就遭到当局打压,就是每次你发表一个公开信,当局就把你饭碗掐掉一次,从95年到现在我已经至少8次了,实际上10多次都有了。”

由于当局不断的打压,毛国良在一年多前被迫离开家人,独自到云南打工教书。

*王东海:不能因政治问题剥夺生存权*

相比之下,62岁因为参与“六四”而被关押两年的王东海虽然能够和家人同住,但经济状况非常困窘。

他说:“我现在住在廉租房,在都水乡,最贫穷的。我现在是低保,我和我女儿是一个月八百多块,生活是在最低层的。我们就是过去因为“六四”坐牢,不止我一个,还有许多人,境遇都很差,都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就是一个原因,那就是政治原因。”

王东海当年是杭州市一个商场的经理,后来因为参与“六四”活动被判刑两年,刑期服满之后,就开始摆摊卖一些古董,但因为后来他又积极参与组织民主党的事宜,摆摊的工作也收起来了。

王东海表示,一个人的政治问题应该与经济问题分开,不能因为其政治问题而剥夺其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

他说:“我们要求现在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胡温政体能够以比较人性化,社会和谐角度,在经济上面解决我们实质性的问题,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先解决,政治放下不谈,我们就是这样提出这样的公开信。”

*毛国良:政府接受诉求的可能不大*

在这封致胡锦涛、温家宝以及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公开信里,两项主要的诉求分别是对一些原来有工作单位又已过退休年龄的“六四”受害人,让他们按原单位职工退休,对于那些原来没有工作单位又没有购买养老保险的,则由政府负责给予解决养老问题。第二点是对那些原有工作单位但还没有到退休年龄者,政府应该让他们有权利回到原单位工作。

不过毛国良表示,他们对于政府愿意接受这些要求并不抱很大希望,甚至觉得政府可能因为这封信对他们进行更多的打压。

关键词:六四、受害者、公开信、毛国良、王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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