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星期六为五名浙江“六四”受害者，发表致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协助解决“六四”政治犯的生活、医疗、退休等实际生存问题。
随着“六四”20周年的来临，就在许多群体和民主人士呼吁中国政府承认错误、平反“六四”的时候，这几位“六四”事件受害者所提的公开信却没有触及政治议题，而是为所有参与“六四”遭到监禁或打压的人士发出民生权益的要求。
*急需解决生存问题*
参与这份公开信联署的毛国良说，这是因为许多“六四”受害者都被剥夺了劳保、退休的权利，没有住房，找不到工作，监狱中落下的疾病，也得不到医治。这些是他们急切需要帮助的地方。
他说：“你要求他(中国政府)道歉，他也不可能给你道歉；你要求他平反，他更不可能给你平反。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要求你经济问题上先给我解决。肯定可以找到一条办法来解决。政府只要有心，他肯定能解决，除非他没有这个心，根本不想解决。”
*毛国良：抗争越多，打压越重*
“六四”事件发生时，毛国良是一位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正在湖州市一所高中任教。“六四”之后，他被判7年徒刑，在狱中待了4年9个月后得到释放，但原来的教职早已失去，只好到处流浪打工以养家糊口。
毛国良说：“我坐完牢以后，就到深圳去打工，然后95年又回到浙江，从95年开始我和浙江的一些朋友们，为释放魏京生等人不断地联名写信，后来就遭到当局打压，就是每次你发表一个公开信，当局就把你饭碗掐掉一次，从95年到现在我已经至少8次了，实际上10多次都有了。”
由于当局不断的打压，毛国良在一年多前被迫离开家人，独自到云南打工教书。
*王东海：不能因政治问题剥夺生存权*
相比之下，62岁因为参与“六四”而被关押两年的王东海虽然能够和家人同住，但经济状况非常困窘。
他说：“我现在住在廉租房，在都水乡，最贫穷的。我现在是低保，我和我女儿是一个月八百多块，生活是在最低层的。我们就是过去因为“六四”坐牢，不止我一个，还有许多人，境遇都很差，都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就是一个原因，那就是政治原因。”
王东海当年是杭州市一个商场的经理，后来因为参与“六四”活动被判刑两年，刑期服满之后，就开始摆摊卖一些古董，但因为后来他又积极参与组织民主党的事宜，摆摊的工作也收起来了。
王东海表示，一个人的政治问题应该与经济问题分开，不能因为其政治问题而剥夺其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
他说：“我们要求现在的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胡温政体能够以比较人性化，社会和谐角度，在经济上面解决我们实质性的问题，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先解决，政治放下不谈，我们就是这样提出这样的公开信。”
*毛国良：政府接受诉求的可能不大*
在这封致胡锦涛、温家宝以及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公开信里，两项主要的诉求分别是对一些原来有工作单位又已过退休年龄的“六四”受害人，让他们按原单位职工退休，对于那些原来没有工作单位又没有购买养老保险的，则由政府负责给予解决养老问题。第二点是对那些原有工作单位但还没有到退休年龄者，政府应该让他们有权利回到原单位工作。
不过毛国良表示，他们对于政府愿意接受这些要求并不抱很大希望，甚至觉得政府可能因为这封信对他们进行更多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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