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艾滋病防控机构最近说，全球艾滋病应对要在2020年达到“三个90”的治疗目标，未来五年的当务之急是“诊断数百万艾滋病感染者和使其获得可挽救生命的所需药物”，艾滋病治疗必须是可及的并有财务上可持续的支持来扩大范围。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权益人士则表示，联合国治疗目标的设定“不切实际”，基本上可被认为是流于“政治口号”；而对于中国来说，药品专利阻碍是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政府对国际基金进入的限制导致中国艾滋病防治陷入低谷和困境。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上星期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呼吁贸易谈判者支持政府部门在公共卫生和药物可及性的承诺。声明说：“在全球庆祝实现了1500万艾滋病感染者接受了治疗并承诺在2030年结束艾滋病的流行时，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醒有迫切需求的国家需确保正在谈判的新贸易不会阻碍药物的可及。”
所谓“三个90”的治疗目标是：90%的艾滋病感染者知道自己的感染情况；90%的人知道自己的治疗状况；90%的人达到了遏制病毒。联合国艾滋病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艾滋病应对的一个关键时期，其将决定是否我们可以在2030年结束艾滋病作为公共卫生的威胁。”
贾平是北京“公共卫生治理项目”的创立者和负责人。贾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联合国治疗目标的设定有些不切实际，所谓三个90，基本上可被认为是政治口号。多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在治疗上也推出宏大目标，最后不了了之。”
贾平认为疫苗的开发、预防及治疗原则的普及，显然是逐步控制住艾滋病的关键。1995年生效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药品专利，虽然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那些自称创新和发明者的药厂对利润贪得无厌的追求和违法伦理的定价要求，却严重阻碍了受疾病威胁的人们获取拯救生命药物的可及性，是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滥用。
亚洲促进会是一家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权益宣导组织。亚洲促进会驻北京权益宣导人沈婷婷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治疗艾滋病和其它危及生命疾病的专利药品的可及是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沈婷婷列举了陆勇网购印度抗癌药物“格列卫”被起诉和撤诉的案例，来说明艾滋病治疗药物可及的重要性。陆勇是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者，迫于中国市场进口药天价的压力，陆勇通过网络在印度为自己和病友购买印度药品而被以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此后不久，检察机关又撤回了对陆勇的起诉。
沈婷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艾滋病防治面临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政府对国际基金准入的限制。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由国际资金支持，而目前政府对国际基金进入的限制成为中国艾滋病防治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与挑战。
沈婷婷说：“近年来国际资金逐渐退出，中国政府也承诺全力支持艾滋病防治工作，特别是草根组织的防治力量。目前，中国的艾滋病项目几乎全部由政府出资。但是，政府替代国际资金的同时，也逐渐加强了对国际基金进入的限制。”而中国国内运行的艾滋病防治项目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预防、治疗和关怀。但是，关注歧视、法律和人权的项目和机构，以及未能在政府注册的机构已经“难以生存”。
公共卫生治理项目负责人贾平认为，中国艾滋病防治事业最大的障碍，在于思想意识形态壁垒和管理上人文学科研究的缺失。贾平说：“最近佑安医院的一个研究证明，中国对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干预模式是失败的。我认为核心在于不重视人文研究，对伦理、法律、管理、公共参与和细微政策讨论的不重视，导致抗艾‘流行病学化’。”
贾平认为，对边缘人群权利保障的不充分，也是重要原因，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可以说是中国艾滋病防治中“人文学科集体缺位的恶果”，中国正在为这一不正确的管理模式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