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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谎频道:无神论者对宗教领袖倒打一耙——北京指责达赖喇嘛破坏活佛转世宗教仪轨


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座寺院门上张贴的第11世班禅喇嘛头像。(2013年5月20日)
汪文斌

汪文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27年前,他(达赖喇嘛)为了进行反华分裂的政治炒作,破坏宗教仪轨,不顾历史定制,在国外擅自宣布一名儿童为‘班禅转世灵童’,这是非法和无效的。”

误导

4月26日,法新社记者向中国外交部就美国国务院有关敦促中国公开藏人根敦确吉尼玛下落的声明请求置评。

1995年,时年六岁的根敦确吉尼玛被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选定为第11世班禅喇嘛。但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坚持要以北京的方式决定藏传佛教第二大精神领袖班禅喇嘛的转世人选,并随即将根敦确吉尼玛及其家人带走。一家人从此下落不明。

4月25日是根敦确吉尼玛33岁的生日。美国国务院在其生日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继续拒绝让藏人社区成员接触由达赖喇嘛指定的班禅喇嘛”,并敦促北京立刻公布根敦确吉尼玛的下落,并归还其人身自由。

声明还表示,美国支持“藏人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信仰选出、培养和敬拜如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这样藏人自己的领袖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宣称中国政府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传承方式。

“关于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几百年来已形成完整的办法和程序,需要按照历史定制、宗教仪轨,遵守中国的国家法律,” 汪文斌说,这位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政府官员反称是达赖喇嘛破坏宗教传统。

“27年前,他(达赖喇嘛)为了进行反华分裂的政治炒作,破坏宗教仪轨,不顾历史定制,在国外擅自宣布一名儿童为‘班禅转世灵童’,这是非法和无效的。”

事实并非如此。北京有关“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的说法极具误导性。

北京所强调的“金瓶掣签”这样的仪轨并非藏传佛教本身的转世仪轨,而是满族人建立的大清王朝为加强对西藏的管控而施加的做法;而且,这一所谓的“历史定制”也并非一贯被强制执行。实际上,首次在活佛转世人选上与藏传佛教最高权威达赖喇嘛公开唱反调,并强制执行清朝“金瓶掣签”程序的,正是号称“反封建、反迷信”的中国共产党政府。

1955年,毛泽东在北京会晤达赖喇嘛(右二)时,曾亲口对他说:“宗教是一种毒药。”(网络截图)
1955年,毛泽东在北京会晤达赖喇嘛(右二)时,曾亲口对他说:“宗教是一种毒药。”(网络截图)

蓄意操纵和破坏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相关“宗教仪轨”的实际上是北京。而对此的最有力证据之一,正是北京在27年前对班禅喇嘛转世这一藏传佛教事务的强力干涉。

藏传佛教与“转世”

学术界对藏传佛教中活佛转世理念的最早起源尚未有统一说法,但转世制度在史书中的首次提及可追溯到公元13世纪。印度北孟加拉大学喜马拉雅研究教授卡鲁巴基(Datta Karubaki)在其发表于《藏学公报》(Bulletin of Tibetology)的论文中写道,当时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首领噶玛巴希在其去世前夜预示了其转世者的出生地点及家庭。自此,转世制度便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逐渐普及。

而将转世制度彻底发扬光大并形成政治影响力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所属的格鲁派。它是藏传佛教中迄今影响力最大的教派。佛教大师宗喀巴于公元14世纪创立格鲁派,其弟子根敦朱巴圆寂后,格鲁派采用了噶玛噶举派的转世制度找到了根敦朱巴的转世灵童根敦嘉措。根敦朱巴后被格鲁派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就是从那时开始形成。

藏传佛教第二大领袖班禅喇嘛的名号始于17世纪。1645年,第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将班禅喇嘛的名号赐予自己的经师罗桑却吉坚赞,以示感恩。

随着时间的推移,转世的高僧大德们也渐渐掌管西藏政治事务。西藏之后发展成世界上唯一一个由僧人担任政府首脑的政权。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被公认为西藏最重要的两位精神领袖。前者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后者为阿弥陀佛的化身。在政治地位上,达赖喇嘛被视为西藏第一领袖。

所谓的“历史定制”

活佛转世制度创立后,藏传佛教各教派对转世方式进行不断丰富和完善,逐步形成一套宗教仪轨。以格鲁派为例,前世活佛圆寂后,由大活佛按照转世征兆、占卜问卦、护法神降神、观湖等程序的结果寻访转世灵童。

“有时候是前一辈喇嘛写下,我的下一辈是在哪里出生的,是什么样的人,”藏学家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2016年对美国之音说。

“还有一种是去看神湖。我们拉萨不是有拉姆拉错神湖嘛,会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现象,” 前青海塔尔寺住持阿嘉仁波切2016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还有一种是有些住持,其他的一些高僧大德,尤其是跟他有佛教上弟子和师傅、师弟关系的这种传承师傅来定。”

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曾在2016年对美国之音说:“这些都是传承下来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验证,比如观梦,或是观察酥油灯的颜色和燃烧的时长,也会借助一些物品,比如念珠,再加上打坐。意念、感受……不是只凭借一个因素。”

另外,达赖喇嘛方面曾表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一贯有互相认定对方转世灵童的传统。

活佛转世制度始于藏传佛教,完善于藏传佛教,并服务于藏传佛教的传承和发扬,这也一直是藏传佛教的内部与核心事务。

而中国外交部所说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即北京对转世灵童的最终认定权及“金瓶掣签”这道程序,实际上都是到了清政府时期才施加给西藏的,并非藏传佛教本身为转世制度所定的宗教仪轨。

清朝统治者参与藏人活佛转世既有政治控制因素,也有宗教情结。历史上,西藏出于安全需要与外族势力结成僧人与施主之间的一种供施关系。从蒙古人到满人,西藏的法王都是被其敬重的精神导师,而蒙古的汗王和之后满清皇帝则成为西藏的安全保护者。

“从1720年起,满清朝廷几次派兵帮助西藏赶走外族入侵,并借由出兵的余威,开始在西藏驻军,并设立驻藏大臣。至此,千百年来遗世独立的西藏在事实上被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此后,特别是在乾隆年间,身为‘保护者’的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各项事务的控制,其中包括喇嘛转世事务,成为控制者和统治者,”美国之音在其系列纪录片《解密时刻:寻找班禅喇嘛转世灵童》这一集中介绍道。

另外,史实证明,清政府的这些外加仪轨并非如中共所宣传的那般具有凌驾一切的强制性,更多是一种建议。清朝实施这种做法以来,并非所有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都是“金瓶掣签”产生的。

金瓶掣签

1791年,廓尔喀人(如今的尼泊尔人)入侵西藏,藏人向清朝的乾隆皇帝求助。乾隆帝派兵击退廓尔喀人后,乘机进一步加强清政府对西藏事务的控制,在西藏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其中第一条写道:“大皇帝为求黄教(注:格鲁派别称)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7日,然后由呼图克图(注:藏传佛教高僧)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掣签认定。”

“金瓶掣签”的程序使得清朝驻藏大臣在转世灵童的认定上享有与藏人同等的最高决策权。

但是,西藏问题学者王力雄认为,西藏当时对朝廷的臣服仅停留于名义上。

事实上,尽管清政府新设“金瓶掣签”的程序,但此后历任达赖和班禅喇嘛的遴选中,只有第十、十一和第十二世达赖喇嘛和第八、第九世班禅喇嘛由“金瓶掣签”选出。

西藏问题学者李江琳对美国之音表示,西藏噶厦政府一直都想尽办法避免“金瓶掣签”。

“因为他们真心实意地不接受这个,因为它不是藏传佛教本身的东西。它是一个政权政治上强加给他们的,”她说。

王力雄指出,到了19世纪末,随着清朝自身衰落,朝廷对西藏的控制力也随之削减。

1910年,在清王朝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清军进驻拉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避难。第二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大清帝国覆灭。藏人随后驱逐了拉萨的中国军队。继承清王朝的中华民国对以拉萨为中心的大片藏区并无实际控制权。

王力雄提到,在中华民国时期,第十世班禅喇嘛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也都没有经过“金瓶掣签”。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内战胜利并建立全国政权。共产党军队在1951年进驻西藏,中国官方称为“和平解放”

但即使是在中共建政之后,比如1992年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共同认定的第十七世噶玛巴喇嘛,其遴选过程中北京就从未提及“金瓶掣签”的“历史定制”。

“那时候有一个大典礼,坐床典礼,是在他的喇嘛庙举行的。政府和党就派了代表,一句‘金瓶掣签’的话都没有说,” 史伯岭告诉美国之音。

因此,从其起源到应用,“金瓶掣签”一来并非藏传佛教本身的活佛认定程序,二来从不是板上钉钉的“历史定制”或“宗教仪轨”,它的出现和使用多是政治上的相机行事,中共政府执政期间也不例外。而当初施行这一做法的满清统治者名义上还是尊崇藏传佛教的,而中共则是宣扬无神论的政党,其通过干涉西藏宗教仪轨以图完全控制西藏事务的力度史上前所未有。

寻找十一世班禅——中国政府强施并操纵“金瓶掣签”

第十世班禅喇嘛在1989年1月突然圆寂后,曾在“大跃进”期间废除西藏转世制度、视宗教为“毒药”的中共政府开始主导寻找转世灵童的事务。

班禅喇嘛是西藏第二大宗教与政治领袖,在藏人中具有巨大影响力。长期试图掌控西藏的中共政府想方设法要掌控新转世班禅的人选。但纵然是在中共党内任高官、当年代表西藏嘎夏政府与北京签署《十七条协议》的阿沛·阿旺晋美也在转世人选问题上一贯向中共表示这是藏人内部事务。

据美国之音2016年的报道,西藏历史学家茨仁夏加在《龙在雪域》一书中记载道,阿沛·阿旺晋美曾在1951年签署《十七条协议》期间,严正拒绝中央政府要求商讨十世班禅喇嘛人选的要求。他坚持这是西藏内部事务,只有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有决定权。

多年来,阿沛·阿旺晋美一直扮演着汉藏沟通的角色(网络截图)
多年来,阿沛·阿旺晋美一直扮演着汉藏沟通的角色(网络截图)

不过这名最早向中共建议寻访班禅转世灵童的藏族高官之后被排除在寻访工作之外。

北京之后通过政治施压和操作让被当局视为“政治过硬”的扎什伦布寺住持恰扎仁波切担任寻访小组组长。但在班禅转世灵童的问题上,这位活佛也坚持认为只有藏人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才有最后决策权。恰扎仁波切和阿沛·阿旺晋美一样,在此问题上并不服从北京的施压。据英国记者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在《寻访班禅喇嘛》中的记载,恰扎仁波切曾向中央政府表示,如果不能由达赖喇嘛来认定转世,他本人将辞去寻访小组的职务。

恰扎仁波切之后通过信使暗中与流亡印度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联络,将寻访小组确定的一组男童候选人资料交由达赖喇嘛认证。

起初,在中国官方眼中,恰扎仁波切是一位“政治过硬”的僧人。(网络截图)
起初,在中国官方眼中,恰扎仁波切是一位“政治过硬”的僧人。(网络截图)

1995年1月,达赖喇嘛经反复验证认定一名叫根敦确吉尼玛的6岁男童是他们寻找了近六年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

恰扎仁波切随即告知北京,灵童人选已经确定,无需“金瓶掣签”。但北京拒绝,不顾达赖喇嘛按照藏传佛教传统仪轨所认定的班禅人选,坚持要通过帝制时代制定的“金瓶掣签”这种抽签做法来决定藏传佛教的核心宗教事务。

1995年,达赖喇嘛宣布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公告。(藏人行政中央提供)
1995年,达赖喇嘛宣布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公告。(藏人行政中央提供)

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在请示神谕后正式向世人公布根敦确吉尼玛的名字。正在成都等待转机的恰扎仁波切立即被逮捕并软禁起来。他最终在1997年被西藏日喀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罪名是“同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并泄露国家机密”,2002年刑满后至今下落不明。

5月16日,中国外交部宣布不承认达赖喇嘛选定的灵童。5月17日,根敦确吉尼玛和家人被中国当局带走,从此杳无音讯。

1995年11月,京西宾馆会议后,中共领导人和宗教界人士合影。(网络截图)
1995年11月,京西宾馆会议后,中共领导人和宗教界人士合影。(网络截图)

同年11月,阿嘉仁波切在与中央寻访小组官员开会时曾提出释放恰扎仁波切并让达赖喇嘛选中的灵童根敦确吉尼玛也作为人选参与“金瓶掣签”,但被中央官员回绝,并对阿嘉仁波切表示,“如果你再提这两个问题的话,你自己的人身也会受到危险、威胁,”阿嘉仁波切在2016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忆说。

1995年11月29日,在中国政府的安排和操纵下,西藏大昭寺内进行“金瓶掣签”,父母均为共产党员的5岁男孩坚赞诺布中签,最终成为中共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

5岁男童坚赞诺布中签。(李江琳提供)
5岁男童坚赞诺布中签。(李江琳提供)

但据现场参加“金瓶掣签”仪式的阿嘉仁波切表示,坚赞诺布的中签是中共在金瓶仪式前就安排好了的。

他在仪式后从拉萨回北京的专机上听到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得意地说,他们通过在写着坚赞诺布名字的签里塞棉花,使得那根签稍长一些,并最终选了那根签。

中共认定后,这名十一世班禅喇嘛没能返回西藏,而是被永久安顿在北京一座豪宅中,并在之后与汉族女子结婚。

1996年1月12日,中方选择的六岁的11世班禅喇嘛向中国主席江泽民呈现给他的礼品。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场。
1996年1月12日,中方选择的六岁的11世班禅喇嘛向中国主席江泽民呈现给他的礼品。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场。

在中国各大藏区,大大小小的佛教寺院中并没有这名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照片,李江琳对美国之音说。游历西藏后的史伯岭也表示,“多半的藏族不承认他是班禅喇嘛。”

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转世灵童根敦确吉尼玛曾被世界人权组织称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对于根敦确吉尼玛与家人的下落,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对外界口径如一,声称他正过着正常的生活,他和家人不希望受外界干扰。但中国官方从未公布过任何能佐证这些话的证据。

达赖喇嘛近年来多次表示,西藏未来是否还有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取决于西藏人民的意愿。但这激怒了奉行无神论的中共政府,勒令达赖喇嘛必须转世,并称这名藏人公认的藏传佛教最高领袖背叛藏传佛教。

(同时请参阅美国之音《揭谎频道》本篇文章的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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