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人士说，美国11月3日的国会中期选举结果有可能改变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与北京打交道时面临的政治压力，但未必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权。
五位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VOA)采访时的评估，有两股力量将影响选后美中关系：国会对中国安全挑战的关切以及美国国内对外交政策的经济代价的关注。但这两种压力未必指向同一个方向。
如果民主党夺回国会任何一院，特朗普总统与北京的谈判可能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即使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两院，在台湾和科技等议题上的分歧也不会因此消失。而无论哪种结果，都不会自动解决华盛顿如何平衡竞争与接触的问题。
对总统的评价，不等同于对华政策授权
“美国中期选举往往围绕总统展开，是对总统的一种回应，而且这种回应常常是负面的，”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选举分析刊物《萨巴托水晶球》(Sabato’s Crystal Ball)执行主编凯尔·康迪克(Kyle Kondik)说。.
康迪克认为，伊朗冲突加重了选民对生活成本的担忧。
费尔利迪金森大学(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政府与政治学教授、该校民调机构执行主任丹·卡西诺(Dan Cassino)则强调，选民往往通过日常物价感受经济状况。
“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把这些成本与战争联系起来。但他们肯定把这些成本与总统联系在一起，”卡西诺说。
燃油价格追踪平台GasBuddy的石油分析主管帕特里克·德哈恩(Patrick De Haan)解释说，即使美国是石油生产大国，也仍然受到海外供应中断的影响，因为“石油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全球大宗商品来定价的”。
德哈恩的分析针对的是燃油市场，而不是中国政策，但它说明了华盛顿制定外交政策时所处的经济环境。
综合对这些专家的采访，一个需要注意的区别是：选民对家庭生活开支的不满，本身并不能证明他们支持对北京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政策。
都预计政策延续，理由却不相同
“我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会出现大幅波动，”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秦江南(Jonathan Czin)说。
秦江南认为，政策延续性主要来自特朗普对决策的个人主导、他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的重视以及北京在稀土供应方面拥有的影响力。
美国前国防情报局代理局长戴维·谢德(David Shedd)也预计政策大体延续，但他更强调两党对中国的共同关切。
“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对于中国所带来的威胁，确实存在非常强烈的两党合作趋势，”谢德说。
特朗普政府则将与北京接触描述为推进美国利益的一种方式。习近平9月访问华盛顿后，白宫称双方讨论富有成效，并强调预期将为美国农民带来的好处。
不过，美国朝野对中国挑战的共同关注，是否意味着他们对具体政策也有一致看法？对此，秦江南持有疑虑。他认为，民主党内存在不同意见，而共和党议员也不愿轻易挑战特朗普总统较为缓和的对华路线。
因此，在他看来，即使国会控制权易手，也不会自动形成要求采取更强硬对华政策的统一立场。
国会能够改变什么？
国会拥有立法、拨款和监督行政当局的权力。民主党如果控制任何一院，就可以利用听证和调查，审视与中国有关的谈判及政府决策。
但施加监督压力，与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政策限制，是两回事。法案通常需要参众两院通过并获得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如果总统否决，则需要国会推翻否决。
秦江南认为，民主党可以通过听证或立法向特朗普施压，但这些行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总统的决定，仍是一个问题。
共和党如何解读选举结果也很重要。秦江南说，如果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差点导致他们丢掉席位，他们可能更愿意反对总统；如果他们将保住席位归功于特朗普，就可能更加不愿与他公开分歧。
参议员出身的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星期六回答媒体提问时强调说，选举仍未举行，然而，即使新国会的控制权有所改变，也无法改变民选总统的外交政策主导权。
他说：“令我非常沮丧的是，当我还是参议员的时候，我意识到，虽然我们能做一些事情，但最终外交政策的决定是由行政部门做出的。国会确实发挥作用，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核心的角色属于行政部门。”
台湾与科技是具体检验
谢德和秦江南都将对台军售视为观察国会影响力的一个具体议题。
相关压力已经跨越党派。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埃莉萨·斯洛特金(Elissa Slotkin)和即将退休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姆·蒂利斯(Thom Tillis)9月曾致函特朗普，敦促他就一项拟议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向国会发出正式通知。
秦江南10月22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及这项军售案时说：“是否推进这批军售，最终还是由总统决定。”
谢德预计，无论哪个党控制国会，要求加强对台湾支持的压力都会持续。
保护美国高科技产业是他认为两党能够保持合作的另一个领域。
“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两党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尤其涉及前沿技术时，”谢德说。
获得两党支持的《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MATCH Act)提案，体现了这场政策讨论。提案发起人寻求加强对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并推动盟友采取更一致的出口管制措施。
秦江南对特朗普总统是否会接受这类立法表示怀疑。他认为，将相关条款纳入范围更广的法案--例如《国防授权法案》(NDAA)--可能增加通过的机会。
北京可能关注什么？
谢德预计，习近平将继续把特朗普视为主要的美国对话对象。秦江南则认为，北京也在考虑特朗普剩余的任期以及他可能面临的政治限制。
选举结果有可能改变华盛顿的政治力量对比。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随之改变，更有指标性的证据将来自选后的具体决策：对台军售是否推进、技术限制是否成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定以及国会监督是否改变行政当局的决策。
“我认为，对台军售将很能说明问题，”秦江南说。
(美国之音中文部郑裕文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