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寻求降低外国技术依赖 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

荷兰半导体产业阿斯麦(ASML)将在荷兰埃因霍温(Eindhoven)建立一个大型新生产基地,该基地将容纳多达两万名员工,并包含办公区、物流枢纽及制造设施。(2026年9月8日)

欧洲议会星期二(9月15日)通过“欧洲民主盾牌”(European Democracy Shield)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报告,要求欧盟加强防范外国干预,减少关键领域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但欧洲要降低对外国技术的依赖,面临一个现实矛盾:欧洲自身的产品和服务能否满足政府和企业的需求?专家认为,在欧洲能力尚未成熟之际,要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安全担忧,可能意味着继续依赖美国科技企业。

难以迅速替代美国服务

欧洲议会星期二通过的报告将俄罗斯列为欧洲民主的首要外部威胁,同时点名警惕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国的相关恶意网络与混合行动,并要求打击利用人工智能制造虚假信息、干扰选举的行为。在技术供应方面,报告提出减少对中国硬件和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

欧盟委员会今年6月表示,欧盟在数字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方面,超过八成依赖欧盟以外的供应商。

人工智能尤其需要大量计算资源。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9月14日在维也纳援引研究说,欧洲拥有的人工智能计算能力约占全球5%,美国约占75%。她主张增加欧洲的计算资源,开发能在欧洲设施上运行的模型。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爱尔兰表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他希望保持这一优势。

美国服务在欧洲的使用已相当普遍。荷兰广播公司今年1月调查政府、医院、学校和重要企业使用的约1.65万个网络域名,发现其中67%使用了至少一项美国云服务,包括网站、电子邮件等服务。

荷兰海牙战略研究中心(HCSS)战略分析师汉斯·霍兰(Hans Horan)告诉美国之音,他接触的一些企业担心,改用欧洲服务会降低工作效率。

他说:“只要能够维持效率和现有生产水平,它们愿意忽略一些安全顾虑。”他说明,这里谈的是他接触的企业对美国服务的取舍。

克罗地亚籍欧洲议会议员斯蒂芬·尼古拉·巴尔图利察(Stephen Nikola Bartulica)对美国之音说:“欧盟必须与美国合作,但也要支持自己的企业,让它们在这个不断发展的领域取得领先。”

中国供应商引发的安全担忧

霍兰说,他接触的企业对中国供应商更为警惕,向他询问使用深度求索(DeepSeek)、华为和中兴产品的安全风险。

以深度求索为例,其隐私政策说明,在线服务会在中国境内处理和保存用户的个人数据。公司也表示,会采取技术、管理和物理措施保护数据。

但使用公司的在线服务,与在本地电脑或服务器上运行模型,情况有所不同。荷兰莱顿大学助理教授罗吉尔·克雷默斯(Rogier Creemers)在书面回复中说:“风险评估也应以具体应用为依据。”

他认为,对中国人工智能的风险评估不能只依据企业国籍,而应考察模型是否在中国服务器运行、数据是否外流,以及人工智能被应用于信息传播还是制造流程。

克雷默斯说,欧洲政府往往把中国视为一个高度统一、协调一致的整体,因而可能高估技术发展的政治因素,低估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的动机。他认为,欧洲需要通过技术取证,判断在本地运行的中国模型是否仍可能造成数据外流等风险。

他同时对欧洲依赖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提出警告。他说:“大型云服务商甚至未必把美国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更不用说欧洲。欧洲别无选择,只能走自己的路。”

专家认为,欧洲企业还需要保护自己掌握的技术和重要设施。

霍兰共同撰写的海牙战略研究中心与荷兰中国知识网络7月发表的报告《跨越边界:中国在荷兰战略产业中运用外国干预手段》(Beyond Borders:Chinese Use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Tactics in Dutch Strategic Industries),研究了中国对荷兰半导体、海事和航空航天产业的干预,将半导体列为三者中风险最高的产业。

中国驻荷兰使馆今年6月回应荷兰国家安全战略时,否认中国构成威胁,并批评荷方扩大国家安全概念的适用范围。美国之音已请求使馆回应本报道涉及的问题,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民主盾牌”带来什么改变

这些问题需要不同的应对措施。柏林雅克·德洛尔中心欧盟民主政策研究员露易丝·夸里奇(Luise Quaritsch)对美国之音说,“民主盾牌”并非新法律,“主要是一批设想、建议和协调机制”。

她解释,欧盟已有《数字服务法》和《人工智能法》等法律来监管平台和人工智能服务。“民主盾牌”则支持制定一份欧盟应对方案,帮助各国处理外国操纵信息、传播虚假信息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信息。

欧洲议会提出的是政策建议。欧盟委员会可以采纳,但没有必须执行的法律义务。

霍兰认为,“民主盾牌”有助于应对部分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但企业内部人员泄密、通过在华亲属向海外侨民施压等问题,仍需其他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