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星期一(8月24日)宣布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试图切断德黑兰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作为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此次行动如何影响中国引发关注。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被问及中国时强调，没有任何人能够超出美国制裁的触及范围。
被问及中国，贝森特：没有人可以超越制裁所触及的范围
贝森特星期一宣布他所称的对伊朗“经济D日”(economic D-Day)行动，警告世界各国和企业停止与伊朗进行商业往来，否则可能面临被切断与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联系的风险。
“我们正在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一场经济攻势，”贝森特在记者会上说，“我们的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黑兰孤立无援。”
美国财政部说，伊朗政府正在利用数字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和航运五个领域支撑其经济。财政部当天还宣布制裁近60个实体、个人和船只。
不过，贝森特没有说明接下来可能针对哪些国家或大型金融机构，也没有给出进一步制裁的具体时间表。
当被问及中国的银行时，他说：“我们今天要明确表示，没有任何人能够超出美国制裁的触及范围。”
中国多年来一直是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尽管伊朗长期受到严厉的美国制裁，中国对伊朗原油的需求仍然为德黑兰提供了重要收入来源。
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对中国的一些小型炼油厂、船运公司和中间商进行制裁，目前，伊朗对中国的原油出口已经出现明显下降。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学者埃丽卡·唐斯(Erica Downs)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援引油轮追踪机构的数据说，中国从伊朗进口的原油从今年2月、战争爆发前的每天大约160万桶，下降到7月的约80万桶。
她说，初步数据显示，8月份这一数字可能进一步下降到每天约53万桶。
由于中国海关从2022年以来已经不再报告从伊朗直接进口原油，因此官方数据并不能完整反映实际贸易。包括油轮追踪机构在内的独立数据显示，大量伊朗原油仍然流入中国，其中一些原油在贸易记录中被标为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唐斯说，现有数据表明，美国的封锁和已有制裁措施似乎已经在限制伊朗向中国出口石油。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能否进一步把这些出口压低到接近于零。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反对美国的做法，称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并表示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专家：贝森特向中国的伊朗石油买家和其他实体发出警告
美国前国务院制裁政策官员、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员的理查德·内弗(Richard Nephew)认为，贝森特星期一的宣布更多的是一场充满强硬措辞的讲话，目的主要是向外界发出警告，并重申美国已经在采取的对伊朗制裁执法行动。
内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星期一公布的大约60个制裁对象也是“相对常规的一份制裁名单”，并没有显示出重大的政策变化。
内弗指出，尽管美国多年来不断对伊朗实施制裁，中国仍然继续与伊朗进行石油和其他方面的交易。
他说，如果美国真要促使中国改变行为，“必须有真正的压力，以及真正准备对中国采取行动的迹象”。
“而我们从今天的讲话中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他说。
哥伦比亚大学的唐斯则认为，贝森特的讲话首先是试图通过制裁威胁改变企业行为。
她对美国之音说，贝森特是在向“中国的伊朗石油买家，以及其他参与伊朗石油贸易的实体发出警告”。
“我认为本届政府真正希望的是，制裁的威胁能够让真正实施制裁变得没有必要。”她说。
但唐斯说，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取决于美国下一步究竟制裁谁。
如果华盛顿只是再制裁一家并不在乎失去美国金融体系准入的小型“地炼”企业，效果可能十分有限。
她说，这些企业可能“还是会继续购买”。而真正更具影响力的选择，是针对那些高度依赖美元和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国实体，但这样做也可能引发北京报复。
中国的银行可能是最大杠杆，也是最大风险
唐斯和内弗都认为，与小型炼油厂、船运公司或空壳企业相比，金融机构才可能是美国施压中国最有效、同时也最危险的杠杆。
“是银行。”内弗说。
他说，真正关键的甚至未必是直接处理某笔伊朗交易的小型银行，而是那些与这些银行和企业保持业务联系、同时又高度依赖美国或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国金融机构。
“这里确实存在一个施压点，”他说，“这个施压点就是中国金融机构。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愿意对它们实施制裁。”
美国过去曾经这样做过。2012年，美国以中国昆仑银行(Bank of Kunlun)与受制裁的伊朗银行进行交易为由，对其实施制裁。
内弗说，当时的金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减少了伊朗石油购买。但如果今天针对规模更大的中国银行，风险要大得多。
唐斯认为，美国直接制裁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大型国有银行的可能性很低。她说，这些大型银行早已因为担心美国制裁风险而远离直接的伊朗石油交易。
但如果美国财政部沿着一系列交易链条进行追踪，最终发现一家大型中国银行与相关交易存在联系，华盛顿仍很可能因为两个原因而不愿采取行动。
一个是对美中关系的冲击，另一个则是对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潜在影响。
唐斯说，中国大型银行都是“全球性参与者”，在世界各地都有广泛业务，因此制裁它们产生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伊朗石油贸易本身。
内弗也表示，美国在一些情况下已经具备针对中国金融机构采取行动所需的法律条件。
“门槛我们已经达到了。”他说。
但他说，美国政府仍拥有政策裁量权，可以因为制裁可能损害美国自身经济利益或国家安全利益而决定不采取行动。
伊朗和中国能够迅速重建规避网络
美国制裁面临的另一个长期难题，是在一家企业、一艘船只或一条支付渠道遭到制裁后，伊朗及其贸易伙伴往往能够迅速建立新的公司、航运安排和支付机制。
当被问及这些网络有多容易重建时，内弗回答：“非常容易。”
“他们每一次都能够做到。”他说。
内弗说，美国制裁可以增加伊朗交易的成本，使其开展商业活动变得更加困难，“但我们无法完全阻止它”。
中国和伊朗也已经发展出一些减少美元依赖的交易方式。
两位专家都提到，一些交易可能通过类似易货或变相结算的方式完成。例如，中国购买伊朗石油后，本应直接支付给伊朗的资金，可以用来向参与伊朗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企业支付款项。
唐斯说，即便最初处理交易的小型银行并不在乎失去美元体系准入，它也可能与另一家银行存在业务联系，而后者再与更大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
她说，美国如果能够沿着这样的链条找到真正依赖美国金融体系的机构，就可能获得更大的制裁杠杆。
“那才是美国必须找出来并制裁的行为体。”她说。
内弗说，即使中伊交易更多采用人民币、易货或其他非美元方式，也不意味着美国完全失去杠杆。
因为中国企业和银行在其他全球业务中仍然希望使用美元。
但问题在于，这种依赖是双向的。
“美国同样希望中国能够继续使用美元做生意。”内弗说，因此过度使用这种金融武器也可能给美国自身带来风险。
是否制裁中国银行牵动美中关系
这种风险目前尤其敏感，因为特朗普总统预计下个月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
中国过去已经显示出利用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手段反制美国压力的能力。
内弗说，如果美国对中国重要金融机构实施大规模制裁，可能严重影响更广泛的美中经贸关系。
“这确实存在非常大的风险，会使双方的贸易联系和经贸关系更加复杂。”他说。
唐斯也说，任何美国政府在考虑对中国实体实施二级制裁时，都必须权衡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加大对伊朗压力可能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则是北京可能采取报复行动的风险。
目前，两位专家都认为，判断贝森特所谓“经济D日”是否真正意味着新阶段，关键不在于星期一的强硬措辞，而在于美国下一步实际制裁哪些对象。
唐斯说，未来几周可以观察几个指标，包括油轮追踪机构记录的伊朗原油流向中国的数量、中国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进口原油的数据，以及中国独立炼油厂是否开始寻找其他原油供应来源。
内弗则表示，如果美国真的开始从制裁空壳公司和船只进一步升级，针对中国或其他国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金融机构，那才意味着制裁行动进入了一个更具实质性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