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是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现在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书。他专门研究中国现代语言，文学，通俗文化与政治文化。
几十年来，在中国的媒体和课本里，“解放前”就是“1949年以前”的意思。我最近读老朋友Orville Schell（夏伟）的回忆录，里面他注意到：连我们外国人常常用Liberation （解放）作为时间符号，忘了它原本的意思。不知不觉的，中国人的奴才化时期变成了“解放”后。中共许多的专门辞令其实包含欺骗。
二月16日，俄国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在西伯利亚的冰冷监狱里死亡，全球的反应强烈。俄国的民间社会受压制，上街抗议是危险的事，但不少老百姓还是出来了，在公园里献花，与西方媒体做访问，说纳瓦尔尼是他们的“希望。。。靠山。。。道德指南。。。”云云。中国网络上，有人叹息，“哎，但愿神州如此开放”，意思是说中国反对派要是死于监狱，当局绝不会允许这种抗议。有一位網民说：“俄国的地板是中国的天花板”。
说真话的朋友是最忠诚的朋友。忠言能逆耳，但也能表示爱惜。举三个例子。刘宾雁，方励之，和苏晓康是我最尊重的三位中国朋友，每一位也至少有一次对我说过不考虑我面子的话。现在回想，我每次都有收获，也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友情。
我在加州大学开课，有不少学生是中国大陆来的。上个学期我教过一门“中国文明史”， 一百五十个学生注册，几乎一半是中国同学。有的念得很认真，考得也很高，但相当一部分是不太认真的，似乎是想“混”一个容易的学分（“我是中国人，何必上课去听美国人对‘中国文明’的印象？”）。考试的时候，我发现这批学生特别善于互相帮忙，用手机或平板电脑把答案传来送去，甚至集中在讲堂的一个角落里一块儿研究小考的正确答案应该怎么写。
今年九月，把儿子送去上大学，跟他告别时，做父亲的一阵心酸涌上来。回家后，第二天跟儿子通电话，我问问各方面的情况，也问到他对新同学的印象。他说偶然碰到了两个刚从中国来的新生。两位在美国只有几天，英文还行，但说了几句让我儿子吃惊的话。三、四个美国学生在一起，大家侃大山，说到美国共和党总统初选的问题。
中美作家哈金，原名金雪飞，东北人，父亲是军人，自己当过兵。语言鬼才，自学英语，上大学再到美国来念英文系博士，随后从事双轨职业，教学与写作。得过无数奖，现任波士顿大学教授。作诗写中文，却用英文写小说，觉得自然一些。英文句子写出来温柔缓和，有魅力，人物心理描写深刻入骨。
习近平时代，外国记者在中国行动的空间被压缩了，中国人被警告不要接受外媒采访。新冠疫情后，在中国工作的西方记者和学者比十几年前少多了。有点像毛时代：搜集材料，做分析，写稿子，常常在海外进行。记者和学者都开始问：花甲一轮，六十年以后是否回到了毛时代？
近年来，中国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大约26%-30% 找不到工作。失业对任何人都是不舒服的，对毕业生，刚念完四年书，出来指望能有相应的工作但居然什么都没有，更难受“资格太强”怎么变成障碍了呢？失业就像被凭空打脸。买房子又那么贵，没钱不敢结婚养家，“内卷” “躺平”自然顺理成章。
2006年3月，刘晓波写了一篇文章，想解释一件伤脑筋的事情：外国人遇见中国官僚，为什么就是看不懂？他写道，不懂古代中国，是“因为帝制中国的古老和封闭，因而显得怪怪奇奇、神秘莫测”。看不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因为红色中国与世隔绝，关起门来天翻地覆。”但看不懂今日的中国是个谜。现在能到中国来，能跟官僚面谈，但还是看不懂人家的“八面玲珑”。
习近平把今日的中国带回文革式的中国，人们又得面对“洗脑”的问题。何谓洗脑？本来，一个人的脑袋影响另一个人的脑袋是正常的，影响一群人的思想也无可厚非。人群里交换意见，互相影响，是健康的活动，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所谓的groupthink（群体思维）也不一定是洗脑。Groupthink常常只是赶时髦，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感而配合主流思想。
在传统中国的社会里，男女不平等不是“问题”,是普遍的事实，习以为常，与生活环境里的价值观没有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问题”。当时女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角色是生子，而且嫁“出”去之后，生的是另外一个家人的孩子，不是自己娘家的。一个家庭的神圣责任是继续祖先的“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嚒！续香火的法子呢？找别家的女子进来服务。因此，从出生以来，女子本身的价值被认为是次要的。
江泽民去世，中共宣传部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离开了人间。是吗？认真的听众会问：江泽民和卡尔・马克思究竟有多少瓜葛？江喜欢出风头，会背葛底斯堡演说，会唱西洋流行歌曲，但读了多少马克思？六四以后流亡海外的苏绍智教授读了很多马克思，但中共领导人读了多少？伟大舵手毛泽东读了没有？
最近中国城市里出现了“白纸”抗议活动，含义很丰富，让我联想近半个世纪来的许多有关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