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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8:19 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

基辛格:美中谈判将产生新型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体系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美国最早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非政府组织之一。这个成立于1966年的组织是1972年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后来被称为“乒乓外交”的促成者。

在该组织的2018年年会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也是该组织执行副主席的基辛格博士(Henry Kissinger)说,美中关系现在正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他指出,目前两国间存在根本问题并不是双方能否解决贸易争端,而是在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如何共生共存。

根本问题是美中能否共生共存

他说: “根本问题在于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能否在一个国际政治的新世界中共同生存,即两国是否可以界定相互之间的关系,当然在这一关系中会存在分歧,但这一关系的努力目标是超越你输我赢,这样的模式强调改善关系的重要性和共同生存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

基辛格表示,这将是历史上一次独一无二的出发,美中两国将找到解决贸易争端的途径,他预言“一个新型的经济关系将会出现。此外,中国和美国会找到途径、进行对话,在对话中,他们预期有挑战,并将其克服。我相信这是可能的。”

基辛格说,他对美中双方领导人抱有希望,虽然“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是困难的,但我们面前的机遇是可以首次在世界上创建一个国际体系,其和平与秩序会被所有国家接受。”

但他同时表示,美中两国就此达成协议、再出发的时机是有限的,“其他国家正试图从这场没有赢家的竞赛中获益。”

基辛格说,以他的著述和演讲,他一直被称为现实主义者,“我所说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梦想,而是在一个技术以几乎无法控制的方式发展之时、对需要实现稳定时代的一个现实评估。”

今年11月8日,基辛格在美中领导人阿根廷G20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前访问北京,并与习近平交谈。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当年,也就是2017年10月10日,邀请基辛格博士到白宫与之会晤。

上世纪70年代作为基辛格特别助理参与了尼克松总统打开中国大门的温斯特·洛德(Winston Lord)大使告诉美国之音,基辛格是长寿榜样,40或50年后仍对美国政府和外国领导人保持着影响力。

讨厌专制的人也讨厌基辛格?

有批评者认为,基辛格在处理美中关系时从不讲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因此,讨厌北京专制政权的人往往也讨厌他。

对此,正在撰写《基辛格回忆录》的洛德大使不同意。他说,“作为一名家中有10多位成员在纳粹大屠杀中丧生的难民,基辛格十分关注人权与民主。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打交道时,他认为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而非对内政策,必须成为我们关注安全和其他利益的重点。此外,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比其国内制度更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

洛德接着说,“在冷战期间(以及打开中国大门),在我们为核时代的稳定作努力时,则更加强调这种优先顺序;生存是一项压倒性的人权。因此,基辛格认为,在平衡苏联方面,与中国这样的压迫性政府打交道极为必要。”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日前也举行了纪念美中关系建立40周年的讨论会。该组织会长史蒂芬·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在越战时期是位反战人士。他问与会主谈外交议题的傅立民(Chas W. Freeman),“美国陷入越战期间每天都有许多美国人死亡,但自从美国跟中国建交以来,没有美国人死于亚洲战场。为什么给我们带来了40年和平的建设性双边关系没有成为今天美中关系40周年纪念的舆论主调?”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和与会的前美国外交官傅立民 (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和与会的前美国外交官傅立民 (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排外情绪主导了40周年纪念?

在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的傅立民认为,原因很多,而排外情绪是主要原因。

他说:“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迷失了方向”,“经济收入的不平等让他们感到不满,但又无法对不满作出解释,于是很容易地就将矛头指向外国人”,而“这回轮到中国了”。

傅立民表示,“好像每30年会来一次,记得上次是说,日本要取代我们了;如果回到19世纪,你看到‘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和类似的东西”。

“一无所知党”指的是“美国人党”,是1850年代兴盛起来的政治运动,以反移民,尤其是反罗马天主教为其特征。在走向公开之前,该运动成员被外人问起他们所在的本土派组织时,会答以“一无所知”。

欧伦斯主持的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讨论会,从商务、外交、教育和文化两国关系中最重要4个方面“回顾过去、展望将来”。

傅立民:美中竞争取决于社会经济而非意识形态

50多年来以各种方式参与美中关系的傅立民认为,“美国人从未意识到,也从未想象过,我们跟中国的交往,可以改变世界意识形态的动势和地缘政治的版图。”

他说,将近50年前,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打开中国大门的举动并不是一场道德运动,他们“试图改变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不是政权或政治制度”。

而当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垮台后,美中关系中地缘政治的基础也随之消失。傅立民说,克林顿总统时期,“重新设计中国国内秩序的冲动成为一种流行的希望。这种希望源于不会变成政策的意识形态信念,当它一旦变成政策时便决定性地失败了。”

他说,“当克林顿总统迫使中国采取西方人权标准的努力最终失败后,他的政府就转而努力将中国完全纳入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而这一努力取得了成功。”

他表示,经过40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烈的资本主义特征、有着全球联系和相对富裕的中国。”

傅立民强调,美中正处于大国竞争之中,“这种竞争将取决于社会经济表现,而不是假设的意识形态美德的政治教条。”“问题不在于我们的体制是否正确,而在于我们的体制能否使我们与具有竞争力的中国展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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