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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2:19 2019年8月24日 星期六

天安门母亲:解决六四问题是“依法治国”的试金石


天安门母亲:解决六四问题是“依法治国”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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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母亲:解决六四问题是“依法治国”的试金石

六四事件30周年来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遇难者家属群体“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尤维洁女士。她丈夫杨明湖1989年6月4日凌晨在北京南池子受枪伤,两天后离世,年仅42岁。当时中国当局称六四事件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但后来改称为八九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并避免提及相关话题。尤维洁表示,三十年了,难属们仍在坚持他们提出的真相、追责和赔偿的三项诉求。以下是专访的第一部分,是尤维洁叙述她和天安门母亲群体三十年来所经历的磨难和思索。

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一件惨案已经三十年了,其实就像祭文中我们讲的,我们是守灵人,我们就为64惨案中被打死的所有遇难者,我们为他们守灵守了三十年。这个三十年其实很痛苦。因为我们是在一种承受.......每个家庭......其实在当年的时候这个家庭的灾难是突然发生的。一夜之间很多的家庭都遭遇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样的痛苦,包括父亲母亲们失去儿女,还有我们丈夫,还有一些妻子当年被打死,那么这个三十年来我们承受的,这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如果是当年的父亲母亲失去儿女,就真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遗憾公民不能自由谈六四

这些学生,其实我觉得我当年看到他们,当年我三十多岁,我去到广场看到这些学生的时候,特别年轻,朝气蓬勃的学生。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社会阅历在他们身上。想为这个国家做一些事情,想为这个国家提出一些就当年在执政上的一些问题,他们(学生)提出他们的意见。那么这一点没有任何错误,也是受宪法保护的。而且在中国,这里是一个禁地,就这个六四惨案,根本就不允许自己的国民自由的发表自己意见。我是很遗憾,也是很愤怒的,在这个问题上。

难属家庭抱团取暖

我们的孩子很小,我当年的孩子还不到五岁,那么完完全全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我无论在这个过程承受什么样的压力,我必须承受,因为孩子需要我这个母亲。我们的群体里很多家庭是这样的,那么这也是饱受苦难的群体,我们这个群体其实我们找到的人才202位,和当初被打死的人数差距非常大。我们在90年代开始,从丁子霖老师,还有张先生,这些父亲母亲们站出来,寻找这些难属,逐步找到了202位遇难者。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会互相安慰,最早的时候,我见过的第一位难属应该是丁子霖老师,然后是张显林,我们最早是我们三家,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会带着孩子去丁老师家。然后我们三家会一起共度春节的某一天。在一起,实际是感情的一种沟通。然后,慢慢的随着寻找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最主要的大家集体见面是春节前的新春聚会。这个是很多难属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参加这个聚会,这个聚会每次见到时候都很亲热。平时因为北京城市也很大,我们也不可能经常跟他们联系。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在天安门母亲网站上发布的在八九六四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亲2016年1月5日在北京聚会合影。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在天安门母亲网站上发布的在八九六四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亲2016年1月5日在北京聚会合影。

目睹八九学运

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北京市的很多市民都对当年学生运动是关注的。而且从我自己来看,完完全全不像政府说的,这个社会是动乱,或者是一种不稳定的好多的因素存在。我作为一个北京市民,我当年看到的情景是所有的社会秩序很稳定,当年的情况虽然交警都没有,因为当年的时候维护社会稳定,其实学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一次推着自行车,也是想感受这就带着孩子去了,我不知道什么。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有些后怕。自行车是人挨着人,就是从公安部后面的那条马路,全都是人。但是那时候我感觉所有人,如果谁跟谁碰上都会说对不起,完完全全都是觉得很有礼貌的对待任何一个人,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景象。

回忆戒严后北京市民保护学生

我之所以去是因为我感受了国民,北京市民,对学生的声援,因为我是在广渠门、立交桥那个位置,当时有一个3路公共汽车,那是他的总站,我到那去的时候,好多市民都在那。说如果军队要进来,对学生不利的话,我们不能让军队进来,一定要把公交车拦到马路中间去。这个是完全自发的,是发自人的内心的对学生的一种保护。其实我那时候,我也挺感动的,所以我从那走了以后我就骑着车子去了天安门广场,我到了天安门广场以后看到那些学生都手拉着手,那些都是很年轻的孩子。我就听一个女孩说,今天要是开枪就开吧,然后天上飞着直升飞机。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知道开枪最后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包括我,也是在和平时期长大的出生的。那么,完完全全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深的。

难属中有人不敢讲真话

我们这个群体找到了202位难属,其实签名者才有180多,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家庭是父母共同签的,那么真正的签名者不是202位,那么遇难者的家属都签了。那么我们这么多年,从90年代,丁老师他们签名的时候完完全全自愿。因为中国不自由,中国三十年了,6.4惨案这个盖子不揭开,实际很多家庭是怕受牵连的,怕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应该知道从五十年代到89年,那是多次的运动,对很多的家庭造成的伤害太大了。所以整个我们的国民最大的是,不太敢在公开场合去讲真话,就是因为多少次的运动,虽然我那时候也很小,但是我感觉到,从父辈从长辈开始,在谈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会给我一种担心,怕我会再出什么问题,这种东西就是来自各种运动给大家造成的。

政府30年仍无交代

6.4真相我们有权知道,不仅仅是我们遇难者亲属知道,整个国家的所有国民都有权利知道这个真相,这太突然了,所有人都没想到,政府真的会用这种方式对一场和平的一种学生运动,用这种方式解决,这太突然了,我们希望知道真相。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权利无限扩大的......中国不是没有法律,没有宪法,那你做出这样的决定,作为政府这些官员们实际上就是在违背宪法,是他们在违法,这个都解决不了,一切就谈不上依法治国。因为政府的行为,当年的,用政府的权力犯法,到现在没有一个结论,对国家对所有人都没有一个交代,你谈什么啊? 那么依法治国就是六四事件的解决,就是一个试金石。毕竟这个惨案不是我们遇难者这么小的一个群体,而是这个国家的一件大事。(望着亡夫火化前遗照)现在也不知道他什么情况。30年过去了。

(根据采访视频整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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