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最近再次提出要注重所谓�党风建设�，希望以此来遏制普遍的官吏腐败问题。曾经在中共中央负责政治改革研究的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鲍彤，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以下的评论。这篇评论代表鲍彤本人的看法。
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着重研究�的问题叫做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公报》谈得很抽象。看得见的成果是把两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开除出党，一个叫石兆彬，另一个叫李嘉廷，前者是福建省委副书记兼厦门市委书记，后者是云南省委副书记兼省长。两个都是腐败分子。他们的劣迹，老百姓早已见惯听腻，不外乎利用共产党给他们的职权，收受商人的贿赂，替自己或者情妇、儿子谋好处等等。他们和中共党内其他腐败分子一样，是一根藤上结出来的瓜，都是现行制度的产物。
在中共公布成克杰腐败案的时候，我说过：�中国正在蔓延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只要事实上存在着官场支配市场这种制度，大大小小的成克杰们肯定将层出不穷。�这个观点，得到越来越多事实的支持，看来是站得住的，驳不倒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说，共产党腐败是受资产阶级作风侵袭的结果。这种话，过去我相信过，后来不相信了。毛云亦云，邓云亦云，我办不到。我认为，第一，腐败是犯罪，犯罪就是犯罪，不应该轻描淡写说成是什么�作风�问题。第二，共产党腐败就是共产党腐败，共产党应该自己负责，不应该推到所谓�资产阶级�身上去。事实胜于雄辩：世界上很多政党和政府并不标榜自己和无产阶级有什么特殊关系，却比那些据说承担着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政党和政府廉洁得多。自己的腐败要别人承担责任，是不诚实的。
左派理论家说，共产党腐败是搞市场经济的结果。我也不敢苟同。真正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普遍廉洁，政党都靠党的经费养活自己，不向国库伸手，不拿纳税人的钱。人民公社总不能算是市场经济吧！但是，在�共产风�的美名下遍地横流的懒、馋、贪、占和�四不清�，终人民公社之世，何尝有一天遏止得住？问题在于当时老百姓普遍贫穷，没有东西可供大规模勒索，所以当时流行的腐败只能小打小闹，多吃多占。这叫�非不为也，是不能也。�长达二十年的人民公社史，年轻人也许真的不懂，老左派不应该假装不知道。
中国现行的制度不配称为市场经济制度，至多只能称为半市场经济。好比从猿到人，处在人猿阶段，外形变成了�人�，神经中枢和一些最重要的器官仍在坚持�猿�的特色。市场的日常活动被官场的意志所左右，看得见的手无处不在，这只手的�职权�令人望而生畏。在石兆彬收受的贿赂中，有一大笔来自福建省石油公司。堂堂全民所有制企业，居然落到向共产党书记行贿的地步，如果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一定有说不出口的苦衷。一笔大贷款，一份大合同，一场大官司，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企业的生死存亡捏在官场手里，在这种制度下，行贿受贿当然成了家常便饭。这种制度下的这种由长官决定贷款、决定合同、决定官司的�职权�，是中共党内一切腐败分子的命根子。从陈希同到石兆彬、李嘉廷，离开了这个制度和这些职权，一个都活不成。他们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制度，代表这些�职权�。他们应运而生──应运而腐败，应运而快活，应运而灭亡。
这种制度性腐败，可以发生在县、市、乡、镇的�父母官�身上，可以发生在福建和云南的封疆大吏身上，可以发生在公安部和总参情报部的要员身上，可以发生在陈希同、成克杰之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上。有人因此说，共产党素质不好。我不这样看。邓小平有一句话说得更有道理：制度比人更重要。领导一切而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是导致腐败的根源。在这种制度下，腐败不足为奇；不腐败，出污泥而不染，才叫难能可贵，不容易啊。
到处制造腐败分子远不是制度性腐败的全部恶果。更严重的是导致社会倒退。不说别的，光说经营企业：在市场制度下，消费者是上帝，企业通过竞争，服务越来越出色，结果优胜劣汰，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在官场支配市场的制度下，官僚是上帝，企业通过�竞争�，贿赂越来越惊人，结果，犯法的发财，守法的倒霉。这种制度下百战百胜的宠儿，你说他有什么本领？�入世�以后拿什么东西和国际规范接轨？不拍官场马屁的企业被扼杀于国内市场，专拍官场马屁的老板则破产于国际市场──到了那个时候，还能剩下什么？
我把《公报》仔细读了两遍，读到六个字，很不错，叫做�增强忧患意识�。的确，中国人需要忧患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