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对婚姻采取抗拒态度，要么离婚，要么选择独身生活。但是，美国之音记者洪理达从北京发来报导说，很多女子发现她们的理想同中国传统发生了冲突。
*我顺从，他会对我很好*
陈丽似乎已经拥有了一切。她周游世界，是一位名记者，收入大大超过平均水平。另外，陈丽刚刚拿到了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奖学金。但是，31岁的陈丽有着难言之隐：她离过婚，而且经济上也是捉襟见肘。她对自己的处境很难堪，因此要记者保证不透露她的姓名，才肯接受采访。
陈丽：“我不能太有自己的主张。如果有分歧，他会和我吵架，吵得很厉害。如果我顺从，他会对我很好，但我一旦有自己的意见，他会生气，觉得我不够乖。”
*为事业孓然一身*
陈丽说，她和一个经济学家结婚7年，丈夫对她的事业毫不尊重。她的丈夫挣钱很多，所以总让她辞掉工作。陈丽热爱自己的工作，不愿辞职。她说，为了让丈夫高兴，她把自己的收入全部交给丈夫，从来不接触银行帐户，如果需要钱，就向丈夫要。后来，她和丈夫的隔阂越来越大，离了婚。
陈丽：“然后我就越来越肯定，告诉他，我是真的下了决心了。他开始也同意，但后来很生气，说我什么都不能拿，就从这个家滚蛋，所有的东西都归他。当然，这是他很生气时说的话。”
为了工作的事，陈丽和丈夫一连几年争执不下。陈丽说，她和丈夫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今年夏天，她提出了离婚。他们的全部存款和财产都归陈丽的丈夫所有，陈丽只得到了几千美元，她今年秋天要去纽约上学，需要这笔钱维持在那里的生活。
*今年至少2百万夫妇离异*
陈丽不知道，按照新离婚法，她或许有权得到婚姻期间交给丈夫的所有的钱。陈丽的经历展示了中国很多城市女性所面临的冲突。她们的个人和职业追求比过去高，但传统在拖她们的后腿。20年来的社会经济改革， 已经使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摆脱了国家的控制。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巨变过程中，婚姻制度也在发生变化，离婚率急剧上升。1979年，有31万9千对夫妇离婚。而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说，今年将至少有两百万对夫妇离婚。为了适应人们需求的变化，中国政府去年修改了婚姻法和离婚法。
胡抗生是全国人大委员。他说：“先生女士都知道，我们过去就是‘三大件’，就很了不起了，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夫妻财产很简单。现在，财产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夫妻双方在结婚前，已经有了住房，买了商品房，有的甚至有了汽车，有了股票，所以财产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女性提出离婚越来越多*
胡抗生说，现在，男女双方结婚时可以保留各自的财产，如果日后离婚，就把财产加以均分。这样，女方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保持经济独立。近年来，提出离婚的女子越来越多了。据中国媒体报导，在去年的北京离婚案中，有四分之三是女方提出来的。
《农村妇女》杂志的编辑谢丽华对这种现象做出了解释。她说：“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和现代社会有很多冲突。有些女孩觉得可以不要婚姻，不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随便找个人就可以了，而是需要更高质量的精神生活。其实这并没有影响任何人，但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不允许的，觉得她们很奇怪。”
*传统观念与现代女性冲突*
谢丽华说，中国在婚姻问题上的传统观念与现代女性的雄心壮志是相互冲突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女子认为自己的幸福不用指靠男子，所以她们对婚姻敬而远之。
按照传统，中国女子应当服从父亲、丈夫、儿子和姻亲。很多中国男子仍然指望妻子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和公婆，即使他们的妻子有一份工作。这种态度甚至长期存在于政府部门。谢丽华说，她几年前打算创办一份专门供单身女性阅读的杂志，但有关部门不予批准，官员们认为，这个设想同中国传统过于抵触了。谢丽华说，就这样，她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打算。她表示，同过去相比，现在中国女子更有勇气跟虐待自己的丈夫离婚了。根据中国妇联的统计，将近三分之一的中国家庭存在暴力行为，而问题主要是出在丈夫身上。她说，女性在离婚问题上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
谢丽华：“给她们很大的压力。我当时想办俱乐部，就是想冲破这种传统观念，告诉社会，我们选择单身也没有妨碍任何一个人，我们应当受到尊重。尽管我不是单身，但因为我搞婚姻家庭问题，我很关心没结婚和离婚的人，而且很多都是我的朋友。我想，要是办一个《单身世界》这样一个杂志，会非常好看。”
谢丽华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女子在找不到合适伴侣的情况下，宁愿过独身生活；不过，女性在结婚的问题上仍然面临来自社会的压力。
*离婚了也不敢说离婚*
很多单身女子表示，她们的亲戚、朋友、同事不断地问她们什么时候结婚生子。未婚女子年龄稍大，就被叫做“老处女”，暗示她们脾气古怪。职业妇女则被称为“女强人”，暗示她们没有认真对待家庭。刚才提到的陈丽是北京的一名记者，像她这样的女子都担心一旦离开丈夫，就会受到社会的排斥。陈丽只把自己离婚的事告诉了两个朋友，甚至没有告诉父母。陈丽说，她对离婚的事保密，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婚姻破裂都是女方的错。记者问她是否考虑再婚，她摇了摇头，说：“我怕再一次失去我的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