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对婚姻采取抗拒态度,要么离婚,要么选择独身生活。但是,美国之音记者洪理达从北京发来报导说,很多女子发现她们的理想同中国传统发生了冲突。
*我顺从,他会对我很好*
陈丽似乎已经拥有了一切。她周游世界,是一位名记者,收入大大超过平均水平。另外,陈丽刚刚拿到了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奖学金。但是,31岁的陈丽有着难言之隐:她离过婚,而且经济上也是捉襟见肘。她对自己的处境很难堪,因此要记者保证不透露她的姓名,才肯接受采访。
陈丽:“我不能太有自己的主张。如果有分歧,他会和我吵架,吵得很厉害。如果我顺从,他会对我很好,但我一旦有自己的意见,他会生气,觉得我不够乖。”
*为事业孓然一身*
陈丽说,她和一个经济学家结婚7年,丈夫对她的事业毫不尊重。她的丈夫挣钱很多,所以总让她辞掉工作。陈丽热爱自己的工作,不愿辞职。她说,为了让丈夫高兴,她把自己的收入全部交给丈夫,从来不接触银行帐户,如果需要钱,就向丈夫要。后来,她和丈夫的隔阂越来越大,离了婚。
陈丽:“然后我就越来越肯定,告诉他,我是真的下了决心了。他开始也同意,但后来很生气,说我什么都不能拿,就从这个家滚蛋,所有的东西都归他。当然,这是他很生气时说的话。”
为了工作的事,陈丽和丈夫一连几年争执不下。陈丽说,她和丈夫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今年夏天,她提出了离婚。他们的全部存款和财产都归陈丽的丈夫所有,陈丽只得到了几千美元,她今年秋天要去纽约上学,需要这笔钱维持在那里的生活。
*今年至少2百万夫妇离异*
陈丽不知道,按照新离婚法,她或许有权得到婚姻期间交给丈夫的所有的钱。陈丽的经历展示了中国很多城市女性所面临的冲突。她们的个人和职业追求比过去高,但传统在拖她们的后腿。20年来的社会经济改革, 已经使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摆脱了国家的控制。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巨变过程中,婚姻制度也在发生变化,离婚率急剧上升。1979年,有31万9千对夫妇离婚。而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说,今年将至少有两百万对夫妇离婚。为了适应人们需求的变化,中国政府去年修改了婚姻法和离婚法。
胡抗生是全国人大委员。他说:“先生女士都知道,我们过去就是‘三大件’,就很了不起了,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夫妻财产很简单。现在,财产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夫妻双方在结婚前,已经有了住房,买了商品房,有的甚至有了汽车,有了股票,所以财产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女性提出离婚越来越多*
胡抗生说,现在,男女双方结婚时可以保留各自的财产,如果日后离婚,就把财产加以均分。这样,女方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保持经济独立。近年来,提出离婚的女子越来越多了。据中国媒体报导,在去年的北京离婚案中,有四分之三是女方提出来的。
《农村妇女》杂志的编辑谢丽华对这种现象做出了解释。她说:“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和现代社会有很多冲突。有些女孩觉得可以不要婚姻,不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随便找个人就可以了,而是需要更高质量的精神生活。其实这并没有影响任何人,但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不允许的,觉得她们很奇怪。”
*传统观念与现代女性冲突*
谢丽华说,中国在婚姻问题上的传统观念与现代女性的雄心壮志是相互冲突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女子认为自己的幸福不用指靠男子,所以她们对婚姻敬而远之。
按照传统,中国女子应当服从父亲、丈夫、儿子和姻亲。很多中国男子仍然指望妻子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孩子和公婆,即使他们的妻子有一份工作。这种态度甚至长期存在于政府部门。谢丽华说,她几年前打算创办一份专门供单身女性阅读的杂志,但有关部门不予批准,官员们认为,这个设想同中国传统过于抵触了。谢丽华说,就这样,她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打算。她表示,同过去相比,现在中国女子更有勇气跟虐待自己的丈夫离婚了。根据中国妇联的统计,将近三分之一的中国家庭存在暴力行为,而问题主要是出在丈夫身上。她说,女性在离婚问题上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
谢丽华:“给她们很大的压力。我当时想办俱乐部,就是想冲破这种传统观念,告诉社会,我们选择单身也没有妨碍任何一个人,我们应当受到尊重。尽管我不是单身,但因为我搞婚姻家庭问题,我很关心没结婚和离婚的人,而且很多都是我的朋友。我想,要是办一个《单身世界》这样一个杂志,会非常好看。”
谢丽华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女子在找不到合适伴侣的情况下,宁愿过独身生活;不过,女性在结婚的问题上仍然面临来自社会的压力。
*离婚了也不敢说离婚*
很多单身女子表示,她们的亲戚、朋友、同事不断地问她们什么时候结婚生子。未婚女子年龄稍大,就被叫做“老处女”,暗示她们脾气古怪。职业妇女则被称为“女强人”,暗示她们没有认真对待家庭。刚才提到的陈丽是北京的一名记者,像她这样的女子都担心一旦离开丈夫,就会受到社会的排斥。陈丽只把自己离婚的事告诉了两个朋友,甚至没有告诉父母。陈丽说,她对离婚的事保密,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婚姻破裂都是女方的错。记者问她是否考虑再婚,她摇了摇头,说:“我怕再一次失去我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