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七月一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日子。52年前加入中共的前中共中央委员鲍彤，回首这个世界最大的政党的历史，发表了16篇评论。今天播送这个评论系列的第十六部份。鲍彤曾经担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因为在1989年反对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被监禁7年。鲍彤目前在北京处于不公开的监视居住状态。这一评论系列代表鲍彤本人 的看法。
(正文)：极权政治制度下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现在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农村经济为什么年年停滞？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农村居民至今没有自由。所谓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是说说而已，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之间从来没有平等可言，这是公开的秘密。中国农村，地少人多，大量的剩余人口，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无以为生，但被政府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叫他们怎么活？好不容易进了城，也找不到稳定可靠的职业，随时随地都会遭到政府的干预、处罚、驱逐和关押。中国农村居民好比古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不过不是被领主束缚在土地上，而是被政府束缚在土地上。
中国农民当然不比当官的笨。他们吃苦耐劳，只要有自由，哪怕漂洋过海，也能如鱼得水，谋生致富。可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连走路的自由也没有，哪里谈得上做事的自由。这种政治地位，使他们无法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国的市场同中国的官场一样，是一种宝塔式的结构，有利可图的好东西是按照权力大小分配的。有权有势的人，资源最多，信息最多，机会最多。压在宝塔底层的是农村居民，他们镣铐最多，自由最少，负担最重，所得最小。这是农民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占总人口７０％的农村人口得不到“准入证”，这种市场经济算什么市场经济？规范得了吗？发达得了吗？农村经济的下一步改革，照我看，第一步，必须把农民解放成为自由人。没有这一条，多么伟大的总设计师也帮不了农民的忙。农民解放了，自由了，用不着大救星，他们自己就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
问题当然不限于农村。整个市场必须从官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同国际市场接轨的最大阻力来自哪里？中国一切大垄断企业的后台是谁？这些问题，靠经济改革解决不了，必须改革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必须是解放了的自由人。自由人的存在是市场经济的起码条件。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不是两码事，都是人对自由解放的追求。中国的市场如果老是处在极权政治制度统治之下，势必山穷水尽。什么时候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取决于政治改革。可以拿一句俗话来打比方，“水到渠成”：民主制度的活水到了，市场经济的渠道自然就畅通了。
现在中国有没有政治改革的迹象？我非常希望有，但老是有人在信誓旦旦，发出相反的信号：“中国决不搞西方式的东西。”如果什么都得问个“东方、西方”，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改革，正同当年一样，如果什么都得问个“姓资、姓社”，中国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
西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本《共产党宣言》，讲了“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指出这就是人类将会拥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我和我的许多同志非常喜欢这种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过去喜欢，今天仍然喜欢。我毫不怀疑这种西方真理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我认为，这种西方的理想，比东方的极权政治制度更可贵，更合乎中国的需要。我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也能够赞成（至少不反对）这个西方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