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七月一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日子。52年前加入中共的前中共中央委员鲍彤，回首这个世界最大的政党的历史，发表了16篇评论。今天播送这个评论系列的第十四部份。鲍彤曾经担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因为在1989年反对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被监禁7年。鲍彤目前在北京处于不公开的监视居住状态。这一评论系列代表鲍彤本人 的看法。
(正文)：二十世纪的新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镇压事件。邓小平碰巧是第一次镇压事件的受害者，又是第二次镇压事件的决策者。两次事件都是极权政治制度的产物。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发生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当时，中国极权政治制度的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毛泽东下决心打倒邓小平，邓小平就被踏上了一只脚。１９７８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翻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案，但是政治制度没有变，致使邓小平自己成了极权政治制度的第二代核心。
邓小平上台后，依靠一批热心改革的人，做了许多好事，获得老百姓爱戴。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参加国庆游行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前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个自发行动标志着邓小平一生事业的顶点。
邓小平的主要助手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解放思想和平反冤假错案，坚决果断。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胜任愉快。胡赵给邓小平增添了荣耀，邓小平是高兴的。问题是邓小平有一条改革的底线：什么都可以改，惟独共产党领导一切这种极权政治制度不能改。这是绝对不准触犯的禁区，触犯这个禁区就叫资产阶级自由化。１９８６年底上海等地发生学潮，邓小平感到有人想触动这个禁区，而胡耀邦态度不鲜明。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严厉批评总书记胡耀邦为什么不照他的指示办。你叫胡耀邦怎么继续工作，当然非辞职不可。
邓小平指定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指示赵开展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群众运动。赵紫阳静观了三个月，提出一条建议：防止运动扩大化，以免影响改革开放。邓小平同意了，因为他已经出了气，达到了叫不听话的胡耀邦下台的目的。反自由化运动的无疾而终，使赵紫阳得以缓缓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赵紫阳的改革方案，不事喧哗，不唱高调，没有任何和“坚持党的领导”相抵触的内容，只列举了当时党内可以接受的、驳不倒的、或具体、或抽象的要求。在邓小平的赞成下，十三大批准了这个方案。有心人也许至今还记得，在十三届一中全会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新当选的总书记赵紫阳：十三大闭幕以后你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赵紫阳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在实施过程中，赵紫阳采取了稳健渐进的步骤，从党内做起，从中央做起。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了中共中央议事规则：明文规定中央委员会例会每年至少两次，会后发公报；政治局例会每两月至少一次，会后发消息；政治局常委例会每周一次，会后由中央办公厅整理内部纪要；重大问题必须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如果出现重大分歧，应该暂缓作出决定，或者由常委报请政治局决定，或者由政治局报请中央全会决定。
对照一下毛泽东１９５３年宣布的那条“纪律”就清楚了，这些规则看来似乎平淡，其实是不可或缺的制度。就我所知，这是１９４９年中共中央进北京后的创举，特别是１９６６年文革以来的创举。赵紫阳常说，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其实是党中央的领导制度问题。赵紫阳提请十三届政治局第一次例会制定中央议事规则的用意是极其明确的：中国必须走向民主；中国的民主应该从共产党做起，共产党的民主应该从中共中央做起；民主不仅是一种作风，一种修养，而且必须成为制度；他，赵紫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愿意接受民主制度的严格约束，决不做１９５３年那个毛泽东。十三大以后，没有戏剧性的新闻。民主在一步一步前进，值得宽慰的是，没有停滞，没有后退，没有空话和欺骗。
接着发生了悼念胡耀邦的学潮。学生要求民主是理所当然的。邓小平走错两步大棋。把学潮定性为“动乱”，激化了本来可能缓解的矛盾；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和平绝食的学生，更铸成了千古悲剧。赵紫阳提出了改变定性的建议，在常委会上无法达成协议。赵紫阳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原则和相应的方案，得到常委多数（５月８日）、政治局多数（５月１０日上午）和人大常委委员长会议（５月１０日下午）的支持，连邓小平本人也曾经在５月１３日表示“完全同意”；５月１７日常委会议出现了两票赞成、两票反对、一票弃权的局面，邓小平态度顷刻变了。他一言九鼎，断然推翻了以往历次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委员长会议业已作出的决定；他以“常委”名义作出了最重大的政治决定和组织决定；他以“常委多数”的名义宣布总书记犯了“分裂党”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原来已经决定召开的人大常委会议，统统被他推迟到局势已经被他全面控制之后，才得以举行。邓小平一个人，行使了中共中央全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他的权力是无限的。在他面前，一切议事规则只能黯然失色。《中国六四真相》的出版，有助于世人了解事件的全貌。
邓小平的决策有偶然性；但是，只要存在着极权政治制度，就存在着动用军队对付人民的可能，这是必然的。所以，应该说：六四这种事情，和文化大革命一样，都不可能出在西方国家。要避免六四重演，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
以上是前中共中央委员鲍彤关于中共历史的评论系列的第十四部份。这篇评论代表鲍彤本人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