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6次代表大会将于星期五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被称为是中共权力接班世代交替的重要大会，执掌中国最高权力的江泽民预计将在大会上交出部份或者是全部职位。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江泽民执政13年期间的功与过做出了有关评论。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裴敏欣说，人们肯定认为，江泽民作为最高领导人对此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但裴敏欣说，我们必须要看到中国整个社会和政治体制当中的一些深层问题并不是靠一个人的能力，或是他的决心，或是意识形态能够解决的。裴敏欣说：“这方面跟他本人对政治改革并不十分有兴趣，没有决心很有关。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体制性问题，也许在共产党内部就缺乏推动政治改革的一种力量，因此光靠江泽民本人推动，他可能没有这样的政治动力，或者没有政治权力。”
*中国政改已经开始*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李成教授说，实际上从邓小平世代中国就已经开始了政治改革。比如说，取消人民公社，这是经济领域的变化，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李成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步而僦。李成说：“他们当然没有向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的方向发展，不走西方民主政治改革的模式。但是这里有一个过程，有一个主次。在98年时曾经有人在杭州和其他地方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但是当时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实行)多党化政治过早一点，从领导层来讲，担心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因素。”
李成教授说，中国共产党有6千8百万党员，比法国的总人口还要多，现在中国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势力可以与这一庞大党竞争，不可能建立起健全的多党制，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积极的反对力量。因此李成认为，也许中国领导层有他们的一定道理。中国的政治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多党制的建立也许应当是最后一步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吕晓波教授认为，在江泽民执政13年里，中国没有做出过有意识的、明显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但中国出现的情况是形势比人强。
吕晓波说：“往往有些改革的结果是一环扣一环。经济体制的改革往往导致政治行政体制上的改革，而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往往又促进了某种情况下的政治改革。有些人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实际上仔细看，过去13年里政治体制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
*中央政府职能转变*
吕晓波教授举例说，朱榕基出任总理后，在中央政府里进行了职能转变的工作，其初衷是政府的职能不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特别是不适应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他说，中国政府的职能从所谓的运动员转变到裁判员，这意味着中国政府的权力不再是无限的。而有限政府的出现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渐变的开端。
吕晓波说：“经济领域就会扩大到社会领域，现在已经开始了。人民的社会生活中什么应该政府干涉，什么不应该干涉，什么应该政府退出。再往下一步，人民的权力就该更大了，权力大了以后人民就会问，为什么不可以让政府给人民更多地负责呢？”
*中共组织建设改革*
吕晓波说，所谓民主理念包括有限政府原则，人民基本权力原则与公开民主的选举等，因此不能把民主简单狭隘地理解为就是选举。他说，中国目前经济领域扩大的透明度，约束行政官员法律的制订，使得法制已经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民可以告官。中国目前很多事情都是十几年前不可能的，这显示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带来政治体制的渐变，虽然政治体制的变化是中共领导层为深化经济改革过程中无意之间造成的结果。
随着中国社会发生深刻转型，身为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为了适应新形势，着手对中共进行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同的是，江泽民对中共组织建设的改革是有意识的、明确的、有规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