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斯疫情得到控制以前的不确定状态中，萨斯危机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继续引起观察人士的密切关注。
*萨斯造成社会骚乱*
随着萨斯在全国的继续传播，由于百姓对中国政府控制萨斯能力的怀疑，一些地区发生了民众为了防止肺炎流传到当地而进行的一些抵制和骚动。其中包括4月27号天津汊沽港2000村民放火焚烧萨斯隔离中心，4月25号到28号河南林州村民冲击了萨斯隔离中心和一些医疗设施，以及5月3号和4号发生在浙江玉环县的100多村民抗拒在他们周围建立萨斯隔离中心而发生的骚乱。
外界认为，萨斯危机对中国社会稳定将产生的负面影响。如果萨斯继续得不到控制，这场危机是否会演变成又一场大规模的动乱呢？
*处理危机方式转趋透明*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玫尔�戈德曼教授认为，胡锦涛和温家宝在采取更为公开的方式处理危机。她说，中国政府可能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来保证控制萨斯疫情蔓延。戈德曼说：�可能包括动用军队，但那只是为了使人们服从强制隔离要求，我不认为有可能象六四事件那样用军队来杀害人民。�
戈德曼和一些其他中国观察家认为，萨斯危机可能会象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危机那样引发中国内部的变革，使中国向更加民主、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
*政治改革言之过早*
但是，《江泽民传》的作者，前�远东经济评论�记者杜林不同意这一类比，他说，切尔诺贝利危机本身不会给带来民主变革，而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看到了那场危机中的教训，利用它来推进政府和政治改革。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危机。对这两场危机的比较，杜林的看法是：�戈尔巴乔夫认为切尔诺贝利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那么我看到，到目前为止，胡锦涛、温家宝他们在讲话里基本上是把萨斯的问题作为一个运作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方面的问题。�
中国问题专家、多维新闻主编何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萨斯危机会给中国带来改变，比如中国几十年来十分薄弱的卫生和服务系统的改革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另外中国在天灾人祸、甚至外交危机方面应对紧急事务的机制也会得到强化。对于萨斯危机在中国政治变革方面的意义，何频认为，这场危机是否会引起中国的政治变革，现在做结论还为时过早。
*利用萨斯加强统治*
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胡温要求对萨斯病情如实报告以及同世卫组织的合作，并不一定是出于使中国趋于民主化的目的，而是在更大程度上为利用危机取得更多权力和提高共产党政府的工作效率。
何频认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的特点。他说：�我认为20多年来，共产党执政的表现，它基本上是个高度灵活的，高度务实的，高度功利的一个执政党。其实意识形态的变革，中国的前途不是他们所真正关心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现在的中国是不是稳定，他们的权力是不是巩固，中共的利益是不是得到保护，只要符合这些原则，他们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江泽民传》的作者杜林也认为，中国的新领导层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只在作出一些致力于共产主义的表面文章，但是一旦中国发生重大危机，新领导层宁愿实行政治开放来避免遭到被人民推翻的命运。
杜林曾任道琼斯公司驻香港记者达10年之久，对中国问题颇有研究，他现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和黎安友合作的新书《中国的新统治者》一书为外界提供了了解十六大以后中国新领导高层的一扇窗户。
*从萨斯危机看高层动向*
有分析认为，萨斯危机中出现某些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迹象，导致中共权力斗争提前出现。有关这种说法，杜林表示不同意。他说，首先这次16大交班时没有明显的权力斗争。党内达成共识，认为顺利交接更为有利，所以权力斗争只是可能发生，而不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他说：�胡锦涛和温家宝如果作出什么错误的决定，或者处理方面不好，那么可能会有权力斗争。但是，现在我看不到在党内在萨斯处理上有什么大的分歧。�
另外，对于外界认为江泽民在伺机以待的说法，杜林认为，首先，江泽民要处理许多重要国际事务，比如朝鲜问题、伊拉克战争后果等。此外，他没有看到江泽民表现出在萨斯决策上的反对或者干涉意见。再次，杜林认为，89以后对江泽民的观察显示，他的政治技巧很高，能力很强，他知道在有些问题上最好不出面干涉，否则对他本人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