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易社强最近刚刚从中国访问归来，他为美国之音撰写了一系列评论文章。今天我们播出《过去的幽灵》。文章的观点只代表作者本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的这个朋友从来没有被正式划成地、富、反、坏、右，也没有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家破人亡的遭遇。他只是被隔离审查，关了一段时间，开除了党籍，下放劳动，在工作单位一直受排挤。
在1950年代肃反期间，他被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旁边另一名囚犯则被关在铁笼子里。作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位被关在铁笼子里的地下党员曾经被国民党逮捕，并且被送进重庆郊外恶名昭彰的中美合作所。1949年当解放军快打到重庆时，国民党下令用机关枪向牢房扫射，打死了其中大部份囚犯。在铁笼子里的这个地下党员是少数的幸存者。他虽然受了伤，但是没死。他从布满尸体的监狱里爬出来。他浑身都是鲜血，两个农民以为他是鬼，在他面前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但是他遇到的第三个人救了他。
解放后，这位曾经为共产党出生入死的地下党员被逮捕了。他被指控的罪名很简单：因为中美合作所杀害了所有的忠贞共产党员，任何幸存者显然都是通敌的叛徒。我的朋友不知道这位地下党员后来下落如何，他自己最终倒是被释放了。后来，他再度受到审查，而且从城里下放到农村劳动。最后被安排到一个小镇的建筑公司工作，直到退休。
在1940年代，我的朋友在大学里曾经是一位热血革命青年。他是一二.一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为了革命，他向党表示，他和他的地主家庭一刀两断、划清界线，从此没有任何往来。多年以后，他得知父亲在土改期间被杀害。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党组织通知他回家分取继承的财产。他只是说：“不用了，谢谢。” 然而，那毕竟是他久别了的家乡，他忍不住想去看看那片养育过他，被他抛弃了四十多年的土地。他最后还是短暂地回了一趟老家。当他从老家回来时，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的头发全白了。他听说文革时造反派让他母亲跪在地上，伸出手臂，用扁担从背后捆起来，用竹签子钉进老母亲的十个指甲里。我的朋友分文没要，离开了叫他心碎的家乡，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中国领导人不希望人们回想过去那些人为的磨难，只希望人们专注“三个代表”，建设一个小康社会。但是，过去就象幽灵，要抹也抹不掉，毫无疑问，这些幽灵会在这些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徘徊不去，是永不消失的噩梦。
朋友的磨难，把一个朝气蓬勃、酷爱音乐、喜爱绘画、热爱体育运动的、正直、上进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沉默、不爱交际、怕惹是非、每天打打太极拳的老人。叫我惊讶的是，我的朋友居然还对1950年代的党的领导说好话。他说，那时候，领导人的确和人民群众有鱼水情的关系。领导人不光是发号施令，而是肩并肩地和人民一起工作。领导和群众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没有现在这样悬殊，腐败不象现在这么普遍，道德水准也比现在高。
我的朋友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奉献了出来。他所得到的回报却是惩罚，羞辱，精神上的打击，肉体上的折磨，永久的痛苦。当他被批斗，打得卧床不起的时候，他仍在阅读列宁论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的著作；到现在，他还继续谈论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优点。
我是易社强。
刊者注：以上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易社强的一篇评论文章。文章的观点只代表作者本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