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个月，就要有三千来名苗族难民抵达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地地区了。多年以来，这些难民在泰国生活在临时搭起的难民营里和破旧的寺庙里。在越南战争期间，苗族曾经对美国提供过帮助，越战结束以后，他们不得不逃离自己在老挝的家园。
80年代以来，几千名苗族难民陆续来到了美国，然而还有一万五千人滞留在泰国的寺庙里。去年12月，美国国务院在苗族美国人和泰国政府的压力之下，同意让这批难民移民美国。
苗族难民杨佩10岁的时候来到了美国。现在，她是加利福尼亚州佛莱斯诺地区天主教慈善机构难民安置中心主任。她的工作是帮助难民家庭填写表格，以便可以把他们在泰国的亲属接到美国来。对于杨佩和这里其他的工作人员来说，马上会有大批难民抵达倒是个意外。杨佩说：�对于我们的社区来说，这是个大好的日子，是个欢快的日子。难民可以有机会在这个国家定居下来，有机会受教育、享受医疗照顾等等。�
*苗族难民在泰国生活艰难*
这一天清早，杨佩正在和陶白杨以及她的丈夫会面。他们夫妇俩希望资助二十二名留在泰国寺庙里的亲属来美国。这对年轻的夫妻去年12月参观了那里的难民营。他们发现那里由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着，里面根本没有水电设施。陶白杨说：�我们到那里以后很伤心。他们的生活环境太差了，象是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他们不能出去找吃的，总是依靠我们给他们寄钱去。�陶白杨说，她望眼欲穿地盼着她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侄子侄女抵达佛莱斯诺。陶白杨说，骨肉团聚对她来说，会象是美梦成真。但是，按照以往的经验，她的家人要适应在美国的生活可能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杨佩说，当她80年代和母亲来到美国的时候，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都让他们颇费一番力气。在老挝，她母亲是个商人，事业成功，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她只能够靠摘西红柿维持生计。杨佩说，其他苗族难民也有类似的经历。杨佩说：�他们在老家的时候都是些头面人物，但是到了美国之后，他们可能只能当勤杂工、再不然就是去麦当劳，去干工资最低的工作。他们为了能够在这个社会生存和发展，不惜作任何工作。我很高兴他们来到了这个自由的国家。但是同时，看到他们刚到时候的样子，又不由自主地为他们感到悲哀。�
杨佩说，她和家人初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从社区和政府那里得到什么帮助。但是她说，难民需要进一步得到帮助：�刚到的时候是挺难的。所以我们想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当地社区、社区领袖、配合地区以及州和其他社区领袖的工作，同心协力迎接难民的到来。�
*难民不容易适应美国生活*
尽管有这么多的支持，新到的难民可能还是会遇到困难的。53岁的罗帕1988年来到佛莱斯诺，到了现在，她还是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正式工作。她希望能够抚养她的8个孩子，但是到现在，如果不是靠政府救济，她和她丈夫就无法度日。她的丈夫最近丢掉了在工厂的工作，而罗帕在一所学校里帮忙，每天只有两个小时工作。罗帕说：�最困难的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找到挣钱的途径。我们没钱为孩子们添置新衣服，也没有钱给他们买吃的。�
罗帕一家的经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佛莱斯诺县居住的大约二万七千名苗族难民中，大约有一万三千人接受某种形式的政府救济，或者是现金、或者是食品券。罗帕身上穿着一件胸前有着传统苗族刺绣图案的紫色涤纶运动服，她说，因为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而英语语言能力又差，她无法找到报酬不错的工作。罗帕：�对我来说，我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仍然在挣扎。但是，我很高兴我来到了美国。�
在佛莱斯诺地区多教派难民教会的办公室里，大约有二十五名苗族难民正在上英语课。在新难民刚刚到的时候，教会为他们安排了最基本的语言课程，同时还有就业培训和住房服务。教会的负责人沙朗�斯坦利教士说，难民面临的难题在苗族社区里尤其明显，因为他们来自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他们在1950年代前，甚至没有自己的书面语。斯坦利说：�苗族难民需要跨越的文化、技术和语言障碍，远远超过其他族裔的难民。�
*苗族社区伸出援助之手*
佛莱斯诺州立大学教授托尼�王说，在加州中央谷地地区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的苗族，希望能够为新到的难民伸出援助之手，帮他们跨越文化上的鸿沟。王教授最近被选入佛莱斯诺联合校区的董事会。他也是佛莱斯诺地区第一位当选公职的苗族，在整个加州他是第二位。王教授说，今天的苗族已经成为社会体系的一部份了。和20年前他刚刚到的时候相比，这是个很大的变化。王教授说：�我们中间有很多专业人员。我可以说，有牙医、大夫、律师 等等。所以，对后来的难民来讲，适应美国社会要比早年的难民来的容易些。�
新难民可能最早6月间就抵达美国。美国加州中央谷选区国会议员代表团目前努力确保这些人到达美国之后，可以得到联邦政府足够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