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庆市实行干部问责制以来已经“问倒”89名政府官员。不过分析人士认为，问责制是中国为整顿其官僚腐败的干部队伍，在其他道路都被堵死之后不得已而走上的体制内监督的一条窄路。
重庆市2004年开始实行政府官员行政问责制。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过去两年里，重庆市一共进行了49次行政问责，涉及89名官员。
*重庆官员：主要是政府问责官员*
重庆市宣传部门的副处长宋晓明对美国之音说，重庆市实行政府官员问责制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主要是政府问责官员，而民众对官员的问责则要通过其他渠道先要下情上达。
宋晓明说，重庆市政府听取民众声音的三条渠道都是畅通的：“人民群众反应意见的渠道，一个是市长公开电话，一个是听证会，另外还可以通过写信。比如说我们电费要上涨，水费要调价，学费要上涨，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都要举行老百姓的听证，参加听证的人就是市民选的老百姓，自己推荐。”
*高新：与封建时代清官制无大区别*
长期研究中共领导层的旅美政治评论员高新认为，干部问责制跟传统的中共官僚体制相比是一个新的尝试，试图给腐败的官僚制度带来一些新气象，在整治官场腐败方面会有一些效力，但却十分有限，因为它跟封建时代的古老清官制没有多大区别。
高新说：“问责制不管问到哪一级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问责制不是在一个传统的、大家公认的一个新闻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等配套措施统一实行的情况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问责制实际上和封建时代的清官制相对比较相像了。如果上一级的官员比较清廉，对下一级的官员的那种问责制就有效。如果不是建立在上一级官员自觉自愿、勤勤恳恳、无私无畏的前提下，那么这个问责制就值得怀疑。”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夏明教授在接受中文部采访时说，中国各级政府为改变目前腐败的吏治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深圳在内的一些地方官员曾经提出过三权分立，但后来证明此路不通。还有人提出让老百姓参政议政，试行体制外监督，可这涉及到直接选举。
夏明说，虽然在村、乡、镇、县等各级选举都进行过不少实验，但目前中共中央的态度是，所有的选举实验都不推广，又堵死了民选这条路。他说，第三条路是议会，也就是人大的咨询监督作用。他说，湖南、四川的省级干部和甘肃的厅级干部都曾经被人大拉下马，当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曾经表示要把人大的评议制度推广到中央一级，但后来也不了了之。
*夏明：螺丝壳里作道场*
夏明说，在选举、分权、人大监督这三方面都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后，中国政府发现监督官员的方式越来越少，于是开始试行问责制这种体制内监督，但他认为，与过去的尝试相比，问责制更不是个办法。
夏明说：“他们是螺丝壳里作道场，文章是越做越小，他们越来越偏离中国大的框架，越来越偏离中国最重大的实际问题，试图在不影响目前中国官僚政治的结构和大的方针的情况下，想寻求一些小的改善。这种走向本身，我觉得是不大能够把中国消除官僚主义，消除腐败引向有过光明的、有出路的前景。”
中国国内的学者和评论人士在谈到问责制时不断强调法治在约束、监督、惩治官员行为方面的作用。他们说，可以通过中国的《行政诉讼法》、《行政监督法》、《廉政法》、《反贪污贿赂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贯彻执行问责制。
*中国法律的地位低于党和政府*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说，中国已经提倡法治建设多年，但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法律的地位最低，低于党、低于政府、低于人大、甚至低于人情，如果祈求一个地位最低的机构去监督执政党、监督政府的话，无疑会是困难重重。
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评论员高新说，中共坚持一党专制，坚持没有体制外监督的情况下仍然还有一些人事制度改革的空间。他认为党内选举将是引进内部竞争机制的一个步骤。他说，中国正在酝酿实施以党内选举产生基层乡、镇、县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而不再由某位领导指定产生。
高新说：“这个跟权力问责一起实施的话效果相当会好一点，因为在问责的同时不是上级要求你下台，而是平级有一个竞争机制逼迫你让位。共产党显然在不要放弃一党专制的前提下是要在党内引进这些机制，但是这有一个过程。”
夏明认为，中国目前吏治的官僚和腐败程度与历史上各朝代相比都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而官僚主义是政治极权的一个副产品，要想建立一支廉洁有效率的干部队伍，只有改革中国的极权政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