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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0:16 2017年11月22日 星期三

佛教:中印竞争的另一个战场(上)


印度佛教圣城菩提迦耶,著名的摩诃菩提寺,传说释迦牟尼当年就是在这儿的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美国之音朱诺拍摄,2016年10月25日)

中印军队在洞朗地区对峙了70多天后,终于结束了这场危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事件不会对中印关系起到任何促进作用。相反,它或许标志着,印度将其与中国在经济、外交、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关系,拓展到了直接的军事对抗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将印度视作一个竞争对手,但印度却一直视中国为其强国路上的最大障碍。尤其是以莫迪为首的“印度人民党”上台之后,印度开启了一波从各个方面学习中国、遏制中国、超越中国的针对性行动。从尼泊尔、不丹这样的喜马拉雅山缓冲地带,到斯里兰卡、孟加拉这样的南亚后院;从缅甸、越南等东南亚邻居,到西亚、非洲等拥有大量印度移民和劳工的地区;莫迪上任后频繁出访所留下的足迹,无一不彰显出其明确的针对性。

在从硬实力上赶超中国的同时,印度也希望在软实力的较量中胜出。“佛教外交”(Buddhist Diplomacy)便是莫迪政府力图增强印度软实力的一项举措。

印度的佛教外交

2015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参加了一场印度教与佛教的对话会议。会议分别在新德里和佛教圣城菩提迦耶(Bodh Gaya)设立了两个会场,其主题是“化解宗教冲突和增强环境意识”。作为会议的首席嘉宾,莫迪在发言中宣布:印度将“领导全亚洲,推广佛教文化遗产。”

印度总理莫迪参加集体瑜伽活动(2015年6月21日)。他积极向全球推广印度的软实力,瑜伽则被作为代表。 莫迪是瑜伽爱好者,在参加国际活动的时候,他不忘与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们探讨一番练习瑜伽的益处。
印度总理莫迪参加集体瑜伽活动(2015年6月21日)。他积极向全球推广印度的软实力,瑜伽则被作为代表。 莫迪是瑜伽爱好者,在参加国际活动的时候,他不忘与世界各国的政治领袖们探讨一番练习瑜伽的益处。

正如他所倡导的“国际瑜伽日”或“印度制造”等国家战略一样,莫迪对自己宣布的每一项倡议都会做到身体力行,并甘当首席代言人。那次大会的最后一天,莫迪带领一众参会的代表们,前往菩提迦耶著名的摩诃菩提佛寺(Mahabodhi Temple),坐在传说中佛祖释迦牟尼当年悟道的菩提树下,打坐冥想了20分钟。

印度力图将自己打造成“佛教世界的领袖”,是从更早前就已开始的。2010年,印度国会批准在玄奘曾经求法的那烂陀(Nalanda)佛学院遗址上,重建那烂陀大学,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来自印度以外的国家。2012年,印度赞助了在缅甸仰光举办的佛教学者会议,当时的印度外长亲自出席,他还参加了仰光一座佛像的开光揭碑仪式,该佛像是早前印度总理访缅时捐赠的。

莫迪上任之后,印度的“佛教外交”更是正式升级为一项国家外交策略。2015年5月,莫迪宣布将释迦牟尼的生日定为印度的全国性假日。随后,他在访问中国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参观了西安的大雁塔,并特意前往密宗祖庭大兴善寺,在供奉“开元三大士”(创立中国佛教密宗的三位印度僧人)的殿中观礼。同年8月,印度政府的文化委员会宣布了一系列推广佛教的会议、讲学等活动,包括前面提到的印度教和佛教的对话会议。印度媒体立刻捕捉到了政府致力于“佛教外交”的新动向,《印度电讯报》(The Telegraph of India)惊呼:“印度有了一个新的文化大使!他就是佛祖。”

印度国内佛教影响力有限

佛教圣城菩提迦耶位于比哈尔邦 —— 印度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这里,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两类人,一类是来自世界各地、穿着不同颜色袈裟的佛教僧侣,另一类是成群结队的印度乞丐。乞丐们知道谁是最慷慨的施主,他们聚集在各大寺庙门口,等待着刚刚朝拜完佛祖的僧人和香客。

摩诃菩提佛寺于2002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菩提迦耶招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朝拜者。寺庙院子里枝繁叶茂的菩提树仍然与佛祖悟道的传奇联系在一起,来自中国的游客仍津津乐道于玄奘在书中对它的描述。但是,无论是印度人的记载,还是英国人的考证,现在的这棵树都与2500年前的那棵树没有多大关系。根据英国考古学家康宁汉姆(Alexander Cunningham)的记录,现存的那棵树是1881年他亲手种植的。

一名僧人在摩诃菩提寺外礼佛冥想。(美国之音朱诺拍摄,2015年6月21日)
一名僧人在摩诃菩提寺外礼佛冥想。(美国之音朱诺拍摄,2015年6月21日)

但这丝毫不影响四面八方的佛教弟子前来朝拜,不影响人们在树下打坐、冥想、诵经。院子里也不乏游手好闲的印度人,他们肯定不是佛教徒,但他们知道每一位佛教徒的心思。当你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低头寻觅的时候,他们会不失时机地凑上来,从口袋里掏出一片菩提树叶,同时指指头顶上的大树。当你惊喜万分地向他道谢时,他会不慌不忙地伸手向你要钱。

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以为印度是一个佛教国家,或者佛教在印度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印度的佛教信众只占总人口的0.7%,排在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之后。而且,佛教信众数量是印度各宗教人口当中下降最快的一个群体。

佛教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宗教,在印度并不受重视。尽管在其教义中,崇尚众生平等、反对祭祀至上的佛教与坚持种姓制度的印度教有着根本的区别,但许多印度人还是相信,佛教不过是印度教的一个分支,而释迦牟尼不过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Vishnu)的一个变体(毗湿奴有无数个变体,释迦牟尼是10个主要变体中的第9个)。

印度开启佛教外交的原因

对于印度大张旗鼓地推广“佛教外交”的原因,中印学者和观察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印度媒体《石英网》(Quartz)认为,莫迪上任后推出的“东进行动”(Act East)战略,与印度佛教外交形成微妙关系。“东进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加强与东亚、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经贸、文化联系,而这些国家正是属于“佛教文化圈”的国家,所以,佛教外交成为印度重新平衡其与东南亚和东亚邻国关系的重要补充。

中国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研韬曾撰文指出: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以此提示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着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该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印度“中国分析与战略中心”主任拉那德(Jayadeva Ranade)则认为,印度开展佛教外交除了要与亚洲“佛教圈”国家拉近关系、掌握“佛教话语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依靠达赖喇嘛以及客居印度的藏传佛教势力,在喜马拉雅山缓冲地区,阻止中国势力通过佛教向周边国家渗透。

今年3月,拉那德在智库组织《卡内基印度》(Carnegie India)的网站上撰文指出:“达赖喇嘛的年龄增长,使得谁将确定他的转世问题变得日益重要。中共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最终解决达赖喇嘛对北京来说的不可靠性,从而加强对西藏的政治控制。”而达赖喇嘛对于印度的周边外交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莫迪和达赖喇嘛一前一后访问蒙古,莫迪在乌兰巴托的记者招待会上,多次强调印度与蒙古的“佛教纽带”(实际上是西藏与蒙古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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