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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20:08 2024年4月23日 星期二

数字经济松绑 中国科技民族主义要抬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

中国政府在对国内科技企业进行一年多的严厉监管打压后,最近释出安抚信号,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刘鹤公开表态支持平台经济、支持科技公司海外上市。但分析指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仍畏惧数字经济的“无序扩张”,在如何允许科技产业自由空间的问题上,政府内部意见不一。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教授建议以高额征税逼走外国产品、巨额补贴劣等国产货,分析人士批评该产业政策将把中国带向固步自封的科技生态“孤岛”。

总理喊话安抚科技产业 专家:不能高兴太早

中国政府近日频频释放旨在重振科技民营企业信心的信号。总理李克强5月18日在云南主持召开会议时说,政府“支持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合法合规境内外上市融资”。

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刘鹤本周二(17日)在与百度、奇虎360等科技企业高管举行会议后也表示,要支持平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支持数字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创新”。

这一信号被外界视为中国科技公司遭遇的监管寒冬即将结束的迹象。香港恒生科技指数星期二上涨约6%;蔚来集团、爱奇艺、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中国数字平台企业在美国股市也纷纷上扬。

过去一年半以来,中国政府以反垄断、保护数据安全和隐私等理由,加强了对互联网及相关科技公司的整顿和监管,重创了科技公司营运,让许多公司的市值在一夜之间大为缩水。

《金融时报》援引彭博统计数据显示,自2021年7月监管打压达致顶峰以来,在香港和纽约上市的中国科技企业市值缩水将近2万亿美元。

但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对科技平台的发展态度仍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与商学院讲师亚历克斯·卡普里(Alex Capri)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中国的科技公司仍然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一情况今后也将持续。”

他说:“我们能否指望蚂蚁集团那样大规模的个人借贷网络、成规模的个人小股东的股票投资的回归?会不会出现挑战国家金融稳定、挑战中央银行或国有银行地位的事物?不,那不会发生了。”

卡普里认为,当中国政府需要科技企业配合其宏观政策方针时,北京很愿意与科技平台合作,打造数字人民币、区块链网络这些被认为具备战略意义的技术基础。 “这很棒,是一笔大生意,一笔大收入,但一切都要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明确规定的。”卡普里说:“归根结底,一切都必须符合他们对经济如何运行、数据如何收集、数字货币如何开发和推广等的总体愿景。”

是否为科技业松绑 习李意见不合?

在外界分析看来,中国的整体科技发展远景其实并不明朗。一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支持者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科技企业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横加阻拦,而在极端防疫措施导致的经济下滑压力下,李克强、刘鹤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希望为科技产业松绑,释放数字平台对经济发展的潜能。

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今年5月15日刊登了习近平去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在那次讲话中强调,要防止”有些资本野蛮生长”。要反垄断、反暴利、反天价、反恶意炒作、反不正当竞争。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在外界看来,《求是》发表这一文章的时机耐人寻味。

此前,习近平在4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

《金融时报》5月18日报道说,对习近平言听计从的中国网信办与刘鹤领导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展现路线之争,集中体现了这一矛盾。

报道说,网信办的职能已经从宣传与审查升级到了数据与网络安全。《金融时报》援引加拿大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亚列克斯·帕耶特(Alex Payette)的话说,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属于与习近平关系最为密切的“福建旧系”。

庄荣文5月初在一次会议中继续阐述了中国政府对科技企业的严管路线,强调加强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聚焦网络“乱象”,加大网络持法力度。这与李克强、刘鹤对科技企业的安抚言辞形成鲜明反差。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治与战略学院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对《金融时报》说:“刘鹤说公司还是可以海外上市,没问题……但刘鹤说什么不重要。你现在还是无法绕开中国网信办的审查。”

清华教授科技民族主义建议引争议

与此同时,有中国学者呼吁,中国政府应该继续加码对半导体等“卡脖子”科技弱项领域的资金扶持,甚至不惜对外国手机加征巨额税负、对国产手机予以补贴。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5月14日在一次经济学家论坛上说,为了促进中国的芯片产业结构升级,必须“打破国际巨头的遏制”、“打破国际技术对中国市场的垄断”。

鞠建东呼吁今后10年每年补贴两万亿元人民币,确保外国核心技术在中国市场份额不超过70%,让中国技术至少占有中国市场的30%。他甚至建议对“完全不使用中国的芯片”的苹果手机征税400%,并对使用国产落后芯片的中国手机进行降价、由国家进行补贴,确保其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

这一呼吁被分析人士批评为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的表现。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与科技专业的伦敦大学城市学院讲师塞西莉亚·力卡普(Cecilia Rikap)说,鞠建东的这一提议如果被采用,只会适得其反。

她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台积电在芯片制造领域将会继续创新,美国公司将在芯片设计方面保持其知识垄断地位。换言之,在这一领域,除非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例如知识产权豁免),否则为时已晚。”

“如果中国政府这样做了,可能部分原因是为了加强地缘政治作用。这当然会有利于中国的政府和共产党,但不会有利于中国人民。”她说。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卡普里说,这种技术民族主义将导致中国国内消费者市场的“耗损”和水平降级,导致中国科技市场的“加拉帕戈斯化”(Galapagos syndrome)——即如同被困孤岛一般,丧失与区域外市场的互换互通性,最终陷入被淘汰的危机。

“这与几十年来从根本上推动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没有根本不同。”卡普里说:(这一趋势)正在加剧,因为(中国)急切地意识到,中国非常脆弱,因为它仍然十分依赖外国技术,尤其是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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