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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0:03 2020年10月31日 星期六

从拒绝出兵到争夺维和领导权,中国30年参与维和的背后


2014年9越15日,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参加在中非共和国班吉举行的仪式。

中国在本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公布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白皮书,强调自己的“大国担当”和“为世界和平出征”。 中国的维和行动其实经历了从最初的拒绝出兵到积极参与到争夺维和部队的领导权的演变,这30年维和变化的背后又有什么考量?

积极参与维和,以获得联合国影响力、保护国家利益

上星期五,中国公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的白皮书,报告开宗明义地宣示,“30年来,中国军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始终牢记履行大国担当、维护世界和平、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心和使命”。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中国确实已经成为联合国“蓝盔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中国在联合国谋求影响力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源于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考量。

截止今年6月30日,共有2534名中国人正在执行联合国使团任务,其中1000多人在南苏丹。另外一千人分布在刚果民主共和国(DRC)、马里和苏丹。(中国在苏丹、南苏丹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都有投资。)只有少部分,大约400多人部署在黎巴嫩。

曾经负责联合国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弗里·费特曼(Jeffrey Feltman)星期二(9月21日)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相关提问时说:“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对联合国的维和与安全的议程越来越关注,这是联合国的核心部分,是联合国不可减少的使命的一部分。第二,中国在非洲市场的整体利益和与非洲国家。”

他说,中国过去在联合国只是关注经济和社会事务,但是,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近年来更专注联合国的和平与安全事务。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也在积极争取联合国各个重要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的领导权。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已经有四个机构的领导人来自中国。

2015年是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高光时刻。2015年2月,中国首次向南苏丹派出维和步兵营。同年9月,习近平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时承诺建立8000人的维和待命部队,同时承诺给予非盟1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中国目前派出的维和士兵人数是其余四 个常任理事国维和人员总和的两倍多。在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方面,中国在全球排名第10位。2018年,中国目前的维和摊款份额分摊比例也达到了10.2%,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美国为28.5%。

鉴于美国提出缩减对联合国维和的预算,不少人担心,这样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会进一步提升。 2018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表示,美国不再负担超过25%的联合国维和预算。

争夺维和部队领导权、否决维和使命、淡化人权因素

费特曼说,其实中国在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做的一切与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没有什么不同,支持或是否决联合国秘书长的提名,赞成或是否决某项使命,或者把自己的候选人推向更高级别的位置。

2019年在9月,中国威胁投票否决联合国在阿富汗工作援助团延长任期议案, 因为此前,由德国与印度尼西亚牵头起草的议案删除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合作的字眼。

2020年7月,中国与俄罗斯联手,共同反对法国外交官担任贝拉德(Jean-Christophe Belliard)担任联合国苏丹过渡期援助团团长。

2020年3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来自中国的外交官丛光为负责南苏丹政治事务的副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副团长,接替来自马里的前任副特别代表苏马雷。

2019年1月,古特雷斯任命中国外交官夏煌担任联合国秘书长非洲大湖区问题特使,接替自2014年就担任此职的阿尔及利亚人吉尼特。这是中国外交官第一次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特使任命。

现在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学者的费特曼认为,夏煌和丛光能出任联合国和平使团的领导权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斡旋。另有学者指出,夏煌和丛光的任命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非洲投资经营获得了政治回报。

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智库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联合国主任理查德•高恩(Richard Gowan)最近撰文说,中国与参与维和也有其他的理由。其中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有利于北京的宣传。中国媒体和官员将这些部署描绘为该国致力于多边主义的证据。联合国的部署还使中国军人有机会在国外获得作战经验;维持和平人员的派遣也可能使解放军有机会收集其他联合国部队及其部署国家的情报(当然,中国维和人员也为其他可能会难以接近解放军的大国提供情报目标。)

高恩还说,中国现在正在谋划获得联合国维和使命的最高指挥权,这个职位自1996年以来一直由法国外交官担任。他还说,巴黎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个职位的。

台湾问题一度也是中国决定是否参与和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标准,虽然,最近它对维和行动的影响在逐步减少。1997 年 1 月,鉴于危地马拉与台湾的关系,中国在扩大危地马拉维和行动规模的问题上行使了否决权。1999 年 2 月,在扩大马其顿特派团授权一事上,中国也投了反对票。尽管中国代表并未明确提及台湾,而当时马其顿刚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还说,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是通常试图削减维和使命中的人权议程。

她说:“中国政府也尝试过几次,增加维和行动的力量,以削减这些行动中的人权成分。这是他们的额外议程,以进一步限制联合国在部分地区的合理的人权监测。”

在维和行动中推进人权和民主发展是联合国安理会在冷战以来一直的做法,但是,近年来,中俄一直在提议削减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人权相关经费。

《纽约时报》2018年6月份一篇报道说,中俄显然在试图利用美国在联合国降低开支的意愿,希望减少联合国维和行动中200多个与人权及防止性侵害有关的工作。维和系统中,属于维护人权及遏制性侵害的工作机会约有450个。

中国近年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在一步步地推进自己的议程,试图重新定义联合国对人权的定义。

曾经拒绝出兵,认定“维和”是帝国主义的干涉

根据中国政府的维和白皮书,中国最早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时在1990年4月。当时, 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

其实,中国参与维和应该开始于1989年。那一年的11月,中国首次派出由20位平民组成的观察员小组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监督当地的大选。

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之前,中国一直认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以维和为幌子的帝国主义干涉。把“联合国军”看作是帝国主义的警察部队,因此,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持“谴责批判”的态度。

1971年, 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整个70年代,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仍有提防,采取所谓的“冷静观察”的态度; 中国甚至在联合国创造了“第五种投票方式”,即,出席但不参与投票,这一做法一直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

1980年代,中国政府逐渐认同“维和”作用,“有限参与”维和;1990年代到现在,中国在维和行动中逐渐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

不过,国际危机组织的高恩说,尽管希望在维和使命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中国近两年对维和的态度越来越谨慎。中国担心向高风险地区派遣大量的维和部队。他认为,这与中国维和人员在维和行动中出现伤亡有关。 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中国参与维和行动以来,已经有16名中国军人在维和行动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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