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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3:32 2021年3月9日 星期二

中国经济长臂深入拉美引起美国关注


资料照:挥舞着中国和巴拿马国旗的海员在扩大后的巴拿马运河科科利船闸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12月3日)

几代人以来,拉美和加勒比各国经济的主宰因素都是对美贸易。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投资不断深入该地区,特别是习近平政府发起“一带一路”倡议,该地区的贸易重心开始转向中国,并带来深远的后果。

上周末,乔治城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办了一次研讨会,在会议的间歇,来自经济、国安和外交领域的专家们讨论了他们对中国在拉美地区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日益增长的关注,他们还对美国政府在抗衡中国影响方面所做甚微感到沮丧。

美洲学会/美洲理事会副会长埃里克·法恩斯沃斯(Eric Farnsworth)说:“中国在西半球留下来不会走了。这可能是我们本世纪在地区事务中看到的最大的转变。”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年前,拉美地区近57%的出口产品卖到美国,49%的进口货物来自美国。

那时,拉美地区与中国的进出口数字都很小。根据同样的数据组,到了2017年,美国在拉美进出口市场的份额大幅削减,而中国在进出口领域都占据了强势的第二地位,出口占10%,进口占18%,这两个数字仍在上升之中。

法恩斯沃斯说,中国大举投入拉美基础设施的部分原因是其自身的经济利益,目的是创造新的商机,帮助推动自身经济增长。

“但是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显然,随着中国在自身的政治雄心及其全球利益方面变得不断成熟,中国开始寻找方式,影响其它国家的舆论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在中国推动支持和符合中国自身雄心的某种世界观方面,让他们站在中国一边,支持中国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至少保持中立。”

将贸易伙伴变为政治盟友

正是这种目标以及中国推动这种目标的方式让很多专家对美国的回应感到担心。

有很多例子说明,中国向一些无法偿还债务的国家提供信贷,让北京有机会接管他们以为所在国造福名义而修建的设施。在其它例子中,欠债的国家发现,由于他们的债台高筑不可持续,与北京进行新的谈判时,他们处在了弱势地位。

中国政府一直驳斥这种说法。中国坚持说,他们提供的贷款是公平的。但是,就在乔治城大学举办讨论会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在一次发展峰会上宣布,北京正在采取步骤,改善中国给予较小国家贷款的可持续性,并努力根除中国资助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在采购过程中的腐败和低效。

这种所谓的“债务陷阱”究竟是中国有意为之的战略目标,还是因为在衡量和定价贷款风险时经验不足造成的,分析人士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前美国驻巴拿马大使约翰·菲利(John Feeley)等一些人觉得,中国正在利用其经济实力占较小国家的便宜,这点没有多少疑问。

菲利说:“我的最初感觉是,特别是在我担任美国大使期间,债务陷阱是中国政府在非常有意识地行使的策略。”

他相信,中国的目的是“吸引那些国家,他们或者是想在这些国家开拓商业渠道,或者是别有用心,比如抢占战略位置,或者占据地盘,实际上就是为中国海军建立港口,等等。”

此外,他说,“你可以看到不可否认的、一再发生的例子,中国利用其在某些市场的特殊商业渠道——在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这些跟中国相比都是小得不成比例的。我们看到,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利用这些优势,获取外交和政治上的好处。”

比如,中国说服一些政府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

菲利认为,不管中国的目的是经济性的,还是政治性的,还是二者兼而有之,事实是,北京正在拉美扩大其影响力,而美国甚至连试着去抗衡都不去试。

他说:“美国真的没有做多少事情。上次美国政府派出白宫或内阁级别的大型贸易代表团还是在奥巴马第一届执政的时候。这不是批评特朗普政府,奥巴马八年执政的后四年也是如此。你什么也不做,就不可能取胜。”

他说,理想状态下,美国应当积极投入拉美新兴市场,推动公私合作,并推销美国的技术、公司和服务。

他说,“你应该做的是让他们走入当地,而且大声发言。可事实是,我们做得不是很好。而一旦有了真空,中国就抓到了机会。”

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多数来自国有企业,这些国企最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这意味着,即使这些资金不是直接来自中国政府,也跟中国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伴随着中国政府的资金而来的,是中国政府在各种事务上的影响力,包括透明度、人权、贸易实践等等各种问题。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拉美研究教授埃文·艾利斯(Evan Ellis)博士说:“多年来,由于我们在讨论自由、市场自由等这类问题上有着根本的价值观,美国在如何恰当回应的问题上困惑不清。”

他说,美国多年来的政策相当于“观察并表示关注”,但在拉美地区的积极参与并没有增多。

艾利斯说,目标不是把中国排除在拉美之外,“这永远也不会成功,只会让我们在该地区的多数伙伴感到恼火。”

他说,必须要做的是,“在公共采购方面强调有效规划、法治、透明度并且要有好的追踪,这样,在本地区国家和美国收获与中国做生意的益处的同时,可以避免其中一些比较有掠夺性和比较恶劣的行为。”

虽然乔治城大学研讨会的焦点是拉美,但与会者显然对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做法感到同样的关注。

菲利说:“自从二战以来,不管是好是坏,或多或少是由我们美国、欧洲国家、西方民主国家,写下国际秩序规则。”

他说,这种基于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虽然不完美,但却是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并推动了科技进步,而且大国之间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他警告说,中国在政治和人权问题上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让中国在世界某些地方重写这些规则,是极为危险的。

菲利问到:“我们美国人和欧洲人是否相信威权政府、压制异见、缺乏民主机会和自由应当成为世界如何行事的核心规则并将其全球化?出于这些原因,我确实认为,这即使不是关系到生死存亡,也显然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具有挑战性的威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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