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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冠病毒 最有效模式是哪种?


身穿防护服的中国警察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执勤。(2020年3月20日)
身穿防护服的中国警察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执勤。(2020年3月20日)

目前,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已经传播到全世界160个国家,感染超过20万人。这次病毒疫情令很多国家的政府措手不及。从中国的严厉封锁,到韩国的大批量检测,再到英国的群体免疫,各个国家政府的策略有所不同。哪种策略更为有效?哪种策略值得目前正在忙于应对的各国政府借鉴?

中国模式:严防死守

保安人员看守北京国际会展中心,海外抵达北京的旅客都要在这里接受集中隔离与检测。(2020年3月15日)
保安人员看守北京国际会展中心,海外抵达北京的旅客都要在这里接受集中隔离与检测。(2020年3月15日)

新型冠状病毒从中国武汉被发现以来,在中国累计感染人数超过了8万人,占到世界目前感染总数的40%。 从1月20日钟南山说出这种病毒存在人传人后,中国立即采取了严厉的封锁隔离措施。包括湖北十多个城市封城,将居民严格管控在家,开启数个方舱医院,短时间建立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收治病人等等。截至3月19日,中国称新增病例已经降至个位数,并且大多是境外输入病例。

“目前看来,这个政策是有效的,但是代价也是很高的。这个代价可能包括过去的代价,包括将来的代价”,耶鲁大学卫生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陈希对美国之音说。

他表示,中国采取这个政策有它的特殊情况。“因为一开始没有及时公开信息。

所以到了超过医疗负荷的情况下,那时候必须采取比较非常的策略。全面的经济停摆,严防死守”,他解释道。

然而,不惜一切降低感染数字,代价很高。过去的代价包括经济全面停摆,目前,湖北的发电量还没有恢复,民工有将近一半的人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些指标性的经济数字说明中国的经济活动在疫情爆发将近两个月后,仍然处于半停滞的状态。

与此同时, 病毒是否会因为城市解除封锁而卷土重来,仍然是个问号。

“将来的代价要从免疫学角度来讲”,陈教授解释,“由于别的国家可能采取的是容忍一定程度的感染,政府把重点放在救治易感人群上,使得大量群众免疫可以提高。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就是让大家尽量不得这个病。 这就会导致以后一旦控制不好,中国就会出现第二轮感染”。

“所以这会导致将来的成本也会很高。你可以看到中国一直没有松口说拐点已经到了,包括国际航班不能降落北京,都要降落在内蒙古或者别的城市,测了没有问题再飞回北京。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他说。

分析人士认为,大部分国家要仿效中国式的“大规模封城”并不容易,除了没有中国政权的执行力外,也牵涉到经济、社会及人权议题。

“中国确实能够有效的控制冠状病毒,然而自由民主社会是很难复制这种严厉措施的”,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全球健康法研究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Lawrence Gostin)对CNN说,“大多数的民主国家将人权和自由看得很重,我们不可能实现像中国那样的管控程度。韩国的模式对我们更有启发”。

韩国模式:大量检测

身穿防护服的韩国医护人员在一个检查站对开车通过的人进行新冠病毒感染检测。(2020年3月3日)
身穿防护服的韩国医护人员在一个检查站对开车通过的人进行新冠病毒感染检测。(2020年3月3日)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全球病死率为3.4%,而据3月17日数据显示,韩国累计死亡病例为82例,死亡率仅为0.99%,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韩国应对此次疫情的关键就在于大量检测,目前韩国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里人均检测率最高的国家。韩国每天对1.5万人进行检测,自从一月份以来,卫生官员检测了25万人,也就是每200名韩国人中就有一人接受检测。

“韩国有一个特点。就是这次不管有没有症状,有没有疑似,它进行了比较随机的人群的抽样”,耶鲁大学的陈教授说。韩国政府的采样包括家访以及在交通路口随机检测。

“这其实也反映了东亚的模式,就是说政府有很大的权威做这件事。一旦确诊就进行严格的监控,并监控传播链。所以能够有效的收治各个情况的病例”。

公共危机应对专家兰德尔·海尔医生(Randall Hyer)对美国之音说, 韩国也为民众检测提供了激励。海尔医生在WHO期间参与了SARS疫情应对组。

他说,比如有医生的推荐,曾经去过中国,以及与确诊病例有接触的韩国民众会被免去检测费。而如果民众希望检测来求安心,检测费是135美元,在韩国民众可以承担的范围。

“他们的人均测试量是我们的738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同样大的国家,我们每检测一个美国人,他们就检测了738个韩国人”,海尔医生说。

他解释道,大量检测能够使卫生官员知道病人在哪里,进行隔离治疗,并顺藤摸瓜找出接触链,才能制止病毒。

“没有测试,就相当于闭着眼睛跑进满是树的森林。你肯定会一头撞上去”,他说。

韩国政府积极协调病毒检测试剂的生产,即使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短缺的情况。

与中国相比,韩国自始至终没有采取严厉的封城措施,经济也没有完全停摆。

“如果我们来看现在哪些国家做得好,谁掌握了应对病情的方法,这包括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他们的理念都是相同的”,海尔医生说,“早期的控制社交距离来延缓病毒传播,之后进行检测,对患者进行隔离治疗,并找出传播链。这是减缓,并最终战胜这种疫情的方法”。

英国模式: 从群体免疫到政府干预

伦敦疫情下的一个商场。(2020年3月17日)
伦敦疫情下的一个商场。(2020年3月17日)

相比中国和韩国的政府干预,英国政府最初提出的应对方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上周,英国政府控制疾病传播的策略是让足够多人口获得免疫力,即获得所谓的“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让高风险的个人置身于足够多具有免疫力的人群当中,这样他们就能够避免被传染。

根据这种计算,英国全国人口的60%染上疾病后才能产生对Covid-19病毒的群体免疫。

陈教授说,群体免疫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存在的,然而这需要两个前提。

“一个这要是已知病毒,我们要对病毒的杀伤力有所了解。也就是在病例数达到顶峰的情况下,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医疗资源来救治”,他解释到。

第二点,他说,就是要有足够的配套措施,对易感人群和弱势群体有足够保障。

“英国必须要对70岁以上老人进行隔离,来保护他们,并且要计算到最高峰时的人数,来比较重症监护室和呼吸机的数量是否足够”。

“这是在数据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用大量的民众在做实验”,兰德医生对美国之音说。

英国政府在过去10年一直在缩减对于卫生领域的资金投入,目前英国目前有4000张ICU床位,5000个呼吸机,并且护士数量严重不足。

本周,英国皇家理工学院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布一份新报告,表示30%因冠状病毒入院的人将需要进入ICU。这将完全超越英国健保系统的满负荷。

该报告发布几小时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将不再使用群体免疫概念,政府将采取包括控制社交距离,关闭人群密集场所等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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